魏晋风度的佛教关系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魏晋玄学后期,老庄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重,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以老庄哲学理念发展般若中观学说,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后来的佛教又结合道家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天台宗、华宗、禅宗等中国式的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它结合了道家“任自然”的理念，曾在唐宋年间风靡一时之道。
“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四十二章经》
魏晋南北朝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此间名僧以支盾、慧远、僧肇、僧璨为代表。
心无义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僧肈《不真空论》（破三家之说：本无、心无、即色）
即色义
“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遁
本无义
“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昙济《六家七宗论》
不真空义
僧肈的《不真空论》，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