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
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
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
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扩展资料：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多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传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6%的较高增速，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超出预期，提升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努力令世界瞩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又推出5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释放着无尽的发展红利，对世界而言机遇无限，贡献更大。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秉持“和”“合”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
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
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
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扩展资料：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多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传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6%的较高增速，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超出预期，提升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努力令世界瞩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又推出5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释放着无尽的发展红利，对世界而言机遇无限，贡献更大。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秉持“和”“合”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可持续发展政策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措施，是环境政策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扩展并与之相互融合的产物。欧美日等一些国家的政府环境部门同经济部门合作，并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参加，制定了综合性的长期环境政策规划，力求实现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一体化。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进展，有了一些政策方案，但如何制订与实施有效地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中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课题。
一、中国的环境政策
70年代初，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推动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起步。在20多年的发展中，根据工业增长速度高、工业总体技术水平低、工业布局不够合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与环境管理不善等问题，逐步建立起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保护政策体系：
1．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政策。从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长期经济和环境影响及其治理的费用而言，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不产生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率的办法。中国制定这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同时防治环境污染的产生和蔓延，其主要措施有：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开发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设施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2．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在中国的应用，主要目的是促使污染者承担治理其污染的责任和费用。其主要措施有：对超过排放标准向大气、水体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超标排污费，专门用于污染防治；对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实行限期治理；结合企业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
3．强化环境管理的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强化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控制和减少管理不善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其主要措施有：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与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及完整的国家和地方环境监测网络；实行地方各级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对重要城市实行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近年来，中国政府围绕淮河等重点污染治理地区，制定和实施了水污染的流域规划与管理政策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对二氧化硫和酸雨，也通过划定“控制区”，实施了总量控制的政策。同时，加强了各项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政策实施效果有了一定提高。
总体来看，经过20多年特别是80年代中以来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环境投资逐步增长，用于控制污染的费用己达到了GNP的0.8％，近年来，在淮河等污染防治重点地区，更采取了相当有力的行动。199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从新增2000亿元基建投资中划拨170亿元用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环境建设的步伐。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还不完整，从政策内容来看，不少政策措施还建立在各级政府的传统计划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建立在主要领导人干预的基础上；从政策制定、实施、评估、修正这一循环周期来看，实施、评估、修正各个环节都相当薄弱；在相当多的地区，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无法保证各项政策得到实施，直接制约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二、环境政策的深化和发展
从当前中国环境状况未看，中国只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下，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总体而言，大气、河流湖泊、海洋等方面污染还相当严重，生态破坏还在不断加剧。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污染政策的专题报告计算了中国大气和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估计每年损失至少达540亿美元，几乎是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如果考虑其他方面的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的损失，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中国今后人口、经济增长的趋势看，环境保护将会长期面临三大压力，即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压力，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压力，全球环境问题发展带来的压力。当前，需要解决好以下矛盾或问题：即工业化进程加快与污染治理滞后的矛盾；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高效、清洁使用能源的矛盾；水资源紧缺与水污染不断加剧的问题；人口不断增长与耕地逐年减少的矛盾；矿产资源相对不足与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生态基础脆弱与生态破坏继续扩展的矛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与国际“绿色壁垒”的矛盾。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就难以取得重大的进展，可持续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制定和发展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全面贯彻以下一些被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所证明的一些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预防污染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原则，污染综合控制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原则，等等。采用这些原则是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向可持续发展政策转变的重要条件。
同时，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环境政策体系的转变。从西方一些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它们大致经历了2到3个阶段的变化。近几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推动下，发达国家正努力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鼓励社会自愿行动的政策体系（见图4－1）。从其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近期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深化和发展的目标应当是：
图4－1 经合组织国家环境政策的发展
（1）建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策机制，使经济发展政策、规划能有效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主要手段是建立政策、规划与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建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机制，建立完备有效的监督手段；
（3）建立污染综合控制和全过程控制体系，采用清洁生产的各种手段；
（4）应用各种创新的环境经济手段，如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
（5）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采取各种自愿行动，如实施ISOl4000，政府环境管理机构同企业的自愿协议，绿色产品标志等；
（6）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通过这些手段，提高中国环境保护政策在改善环境方面的有效性、实施效率，提高政府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
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五个社会政策是“转变对外投资战略”。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对内投资，成为资本输出国。这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今后必须有效利用对外投资提高企业的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应对国内旺盛的需求，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从国家战略角度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为了确保海外能源资源的长期稳定，国家和民间企业也曾一致促进海外资源投资。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为了弥补发达国家经济活力衰退导致的外需下滑而进行的市场开发投资。因此，从当前中国的投资国家比例可以看出，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比重较高。
第三，为了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获取先进企业的技术、技能为目的的投资。但据中国的报道，这些技术投资中许多案例未能获得如期收益。
当前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课题在于，因为持有资金充裕反而容易走向目的和效果不明确的风险投资。换句话说，对投资对象进行的调查分析不足，无法充分绘制投资所带来的自身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契机中，试图将国内生产过剩的产品销路转向海外的案例较为常见。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方面，中国企业的战略并没有错误。甚至说，中国为了实现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一些为了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大量购买中国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此举合情合理。但是，中国仅依靠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该产业的高度化发展是不够的。
日本扩大对外投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时的日本企业真正决定进入海外市场的背景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造船、相机、钢铁、电机电子、汽车等产业已经超越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日本贸易收支基本为贸易顺差，为避免贸易摩擦，缩小贸易顺差成为当时重要的课题。第三，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急剧上升。第四，日本企业的顾客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日本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对外投资是在确定日本企业的产品（例如彩电、汽车）充分具备国际竞争力之后开始的。同时，投资对象也非常明确，即作为销售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作为生产制造据点的东亚。
这与目前中国企业的状况有很大不同。现在的中国，虽然是拥有雄厚的资金能力和世界第一出口能力的经济大国，但在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提升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方面有所欠缺。另外，在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国内产业向高附加价值型产业转变等方面战略不足。
中国在真正的对外投资，即推进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必须要实现当前对外投资战略的转换。其关键在于，扶持对国际市场具有敏感性的优秀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另外，需要再次评估国有企业以往进行的略无计划的投资活动。
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六个社会政策是“制定详细的产业政策”。这一点与上述第五条建议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难以预料。新兴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停滞不前，高速发展呈现出极限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最近俄罗斯问题也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不稳定。
面对世界经济的这些转变，中国采取的应对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在经济运营方面，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为主导，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推进市场经济化。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可以成为现代中国参考的重要案例。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并在其后成功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即未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包括以下两点：国家的产业结构每十年实现一次转变，研究开发投资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对于当时的日本产业政策，欧美发达国家批判国家过度干预，但事实上，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出台的这一系列“产业政策”，最终成为了之后日本经济走向成功的一大主要因素。
日本当时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的两大因素是：“官民合作的形式”、“民营企业的活力”。当时的产业政策由政府、产业界、金融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参与一起策划制定，并且不是旨在培养个别产业，而是站在如何确定国家整体产业结构方向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这两方面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总结出了针对现代中国产业政策的四点建言。第一，制定推进产业界自立的政策。第二，促进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第三，官民合作形成产业的规则。第四，推进国际合作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真正的企业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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