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又出现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活跃，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第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至于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作简单否定的宫体诗题。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第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草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第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认为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98页）又如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7页），确是十分精当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97～100页）近年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文学史也坚持这种提法，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后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汉中后期则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杨德贵在《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使文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新月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未达到“自觉”的程度。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宋齐时期的文学承续了魏晋文学发展的余脉。曹丕提出的 “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宋设立四馆之一的“文学”，大体与曹丕的文章观近义，这是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确立。（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汉代的帝国制度的分崩，瓦解使得传统的制度，归则思维模式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大一统的治国模式变成分割混乱的新局面，文艺界的思想也从独尊儒术变成百家争鸣，尽管没有战国时代那么辉煌，但北地的质朴刚健，南方文学的绮迷清新都在这一时期有所体现。

从政治的角度看，门阀制度使得大批怀有胸襟抱负的寒门学子通过诗歌来抒发自身的不行，或心有寄托。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古诗十九首。

从人物的自身来说，这一时期的任务由于历史的重大变故，文人自身命运的无从主宰，往往以旷达放诞的态度来蔑视旧有模式，比较有名的竹林七贤。

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民间创作的，而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更是在形式内容题材创作技巧方面进行了革新，使得那时的“民间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相对比较民间文学，文人创作受缚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作品的优秀往往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酝酿或革新期，很多文学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如志怪志人小说，乐府诗歌，赋体散文都对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魏晋的文学自觉，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论述地很详细，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有详细论述。据我看来，文的自觉可以从下面来分析。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再不是“厚人伦，美教化”的载道工具，也再不是宫廷玩物，而是成为了文人藉之表达自我情感和时代精神的纯文艺。
林庚先生说，建安时代“唤起了无数的诗人，他们歌唱出时代的脉搏，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是就以作家的形式出现”“屈原曾经为诗坛带来了诗人，但是直到这时候才得到真正的发展。”真正的诗人出现了。
这些被唤起的诗人从文学的角度追求诗歌独特的审美，“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诗歌质的飞跃。形式上开始追求文辞的修饰，内容上开始用文学表达真情实感，重情。
与此同时，自建安始，文学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并被文人细致地论述研究，由此带来的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这些都反映了始自建安的文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