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起源？

二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二战后，美国的实力远在西方列强之上，可以按照美国的意志和价值观念来推行对外政策，因而主宰世界的野心便极大地膨胀起来，开始全面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综观二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虽然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外战略常有变化，但是，无论什么时期，其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却始终未变。二战后，美国谋求领导和控制世界的全球战略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横行。
1、全球战略确立阶段的美国对外战略——遏制战略
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是美国全球战略确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奉行遏制战略，其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扩张性、进攻性和侵略性。
杜鲁门（1945年～1953年任总统）“遏制”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杜鲁门主义”为核心的冷战政策，以原子弹和美元为坚强后盾，同苏联进行全面对抗，对东欧进行颠覆，在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继而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2）对西欧和日本，通过“马歇尔计划”、“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经济复兴基金”，在经济上进行扶植和援助；通过分裂德国、重新武装西德，建立“北约”和缔结《日美安全条约》，形成以军事联盟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并对盟国进行控制。（3）在亚非拉地区，通过签订《西半球防务条约》和建立“美洲国家组织”来巩固它在“后院”的统治，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旗号，推行“第四点计划”，支持亲美独裁政权，推行新殖民主义，并建立了大量军事基地，充当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宪兵”，妄图取代老牌殖民主义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地位。
艾森豪威尔（1953年～1961年任总统）提出了“解放战略”、“和平取胜”战略。在军事上，国务卿杜勒斯于1954年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进行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针对东南亚和中东局势，先后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大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加紧向印度支那、中东和拉美地区渗透。
肯尼迪——约翰逊（1961年～1969年任总统）时期，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肯尼迪政府制订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具体包括：（1）同苏联既对抗又勾结。一方面，美国同苏联继续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在推行“灵活反应战略”的同时，大规模扩充核力量，并针对苏联和中国提出了“两个半战争战略”，在1961年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苏联激烈对抗；另一方面，又同苏联进行勾结，一起攻击中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途径，对苏、东进行渗透，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2）在亚非地区，施以“恩威并用”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进行笼络控制；另一方面，又对古巴大搞武装颠覆，在巴拿马、多米尼加进行军事干涉。1961年10月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他基本沿袭了肯尼迪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扩大了越南战争。
2、全球战略调整阶段的美国对外战略——缓和战略
70年代，世界上多种力量迅速发展。美国经过战后初期的全球扩张，加上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经济实力大为衰减，霸权地位严重动摇。美国政府被迫对全球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大肆推行缓和战略，具体表现在尼克松主义和卡特的“世界秩序战略”。
“尼克松主义”的具体内容是：（1）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以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2）以实力为后盾，以遏制为手段，制约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3）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实施对华关系的正常化，利用中国制约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4）在第三世界实行局部收缩，确保战略重点。1973年1月27日，美国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体面地结束了越南战争。尼克松主义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是美国统治集团为了继续保住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其实质是：通过适当收缩，减轻国内外压力；通过缓和对苏关系，扭转战略上的被动；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加强对苏的制约；通过牺牲盟友，延缓自身的衰落；通过维持均势，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继任的福特政府基本沿袭了尼克松的对外政策。
卡特（1977年～1981年任总统）“世界秩序战略”的主要内容有：（1）密切美、日、欧三边的经济、政治、军事合作。（2）发展更为和谐的南北政治、经济关系，减少第三世界对美国的敌视，削弱苏联的影响。（3）同苏联、东欧实行全面的、真正的缓和。（4）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中心环节”，通过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谋求同中国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1978年12月卡特宣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5）重视人权外交，增进全球对人权问题的敏感，重振美国外交政策的道义内容。
1979年2月，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接管了伊朗政权，在对外关系上，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11月发生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实行占领。这一系列被视为严重损害美国战略利益事件的发生，迫使卡特政府对苏联政策趋于强硬。1980年1月23日，“卡特主义”出台，其要点是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把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战略地区联结起来，抵御苏联在波斯湾、西南亚的扩张。同时卡特大幅度增加军费，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并对苏联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3、全球战略发展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从新遏制战略到超越遏制战略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的对苏战略“转守为攻”，其全球战略有了较大的发展。
里根（1981年～1989年任总统）提出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关系总战略：（1）重振美国经济，大规模扩充军备，增强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打出了“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旗号。（2）对苏联采取进攻性强硬措施，扭转美苏争霸中的不利局面。同时也不放弃同苏联的联系并就限制核武器等问题进行谈判。（3）努力恢复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更多地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同盟关系，力图通过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使盟国服从于美国的反苏总战略。（4）不断加强美中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出于战略考虑，1982年与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并减少了对中国在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
在“重振国威”的目标取得一定进展后，里根又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进一步提出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是企图凭借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用太空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用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征服世界，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的独霸地位。为此，1985年1月美国公布了“总统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利用美国空间技术优势，建立一个以近地外层空间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太空综合性战略防御体系。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标示着美苏军备竞赛出现了质的升级。1986年3月，里根又在《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中，提出了综合运用军事、外交、经济和宣传等手段，支持共产党国家的“自由战土”，把苏联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推回苏联本土去，削弱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同时实行实力遏制和谈判并用的灵活政策，使美苏关系由80年代初的严峻对抗走向了缓和，进入了对话的新时期。
布什（1989年～1993年任总统）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即在不放弃对苏联军事遏制的同时，抓住苏联“改革”的时机，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促使东欧脱离苏联的影响，并进一步融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超越遏制”战略与“遏制”战略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目标更高。“遏制”战略的目标是围剿堵截共产主义，使其不能进一步扩展；而“超越遏制”则企图把苏联和东欧纳入西方的社会体系之中，在战胜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空间更广。“遏制”战略的活动空间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周边地区及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峙严重的中欧地区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而“超越遏制”则深入推进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3）手段更多。“遏制”战略主要动用军事力量，强调打一场常规战争；而“超越遏制”则在军事遏制的同时，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的进攻，并突出了“和平演变”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在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成功地率领多国部队实施了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计划后，加强了美国的地区存在，并提出了要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主张。
4、美国全球战略的新发展——对外战略中的单边主义
克林顿（1991～2000年任总统）面对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新形势，坚持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总目标，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又有新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单边主义的抬头。克林顿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即确保“经济安全”；更新武装力量以应付冷战后新的威胁；推行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1994年7月美国正式提出了“国家参与扩展安全战略”，其具体内容和主要做法如下：（1）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的世界格局。把“防止世界上出现像苏联那样具有向美国领导地位挑战能力的超级大国”，确立为美国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强调与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合作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建立各种战略性伙伴关系，拉住中国、俄罗斯等大国。（2）调整地区战略部署，在东西两线建立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军事集团或军事联盟，构建由它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在欧洲，美国把北约作为其推行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在1999年3月成功实现北约第一次东扩以后，又着手进一步东扩。并为北约制定了“战略新概念”，赋予北约新的使命。在亚太地区，一方面与日本签订了新防卫合作指针，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加强美澳、美新和美韩双边安全同盟，对中国和朝鲜等国实行预防性“遏制”；另一方面奉行对华接触战略，试图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使中国变成一个西方认为“负责任”的国家。在拉美，进一步推动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政治经济联盟。在中东，支持以色列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并举，维护反伊拉克同盟。目的是留在中东、控制中东局势。（3）把“经济安全”提到全球战略的高度。美国加强了“经济外交”，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到以美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框架之中；加强七国集团特别是美、日、德三大经济中心之间的政策协调，强调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的作用。（4）突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将“扩大民主”作为“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本内容。（5）在军事上，根据1997年5月公布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和1998年12月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加大军事投入，大力发展高技术武器，把“营造、反应、准备”作为对付威胁和危机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美国要提高独自带领国际社会“执法的能力”，以便对用非常规手段袭击美国领土和美国人民的分子“绳之以法”。具体要求是在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加强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努力削减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通过展示武力、干预行动等手段来遏制侵略，保持强大的防务能力，以使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
2000年美国大选，乔治.W.布什以微弱多数赢得大选，成功入主白宫。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年后，布什提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其根本目标就是确立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单极战略坐标，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把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推出“先发制人”战略，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所谓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无赖国家”。布什政府虽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但是，也表明了要依据其在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不惜以武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2003年3月不顾法国、俄罗斯、德国和中国等大国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

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为了加快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复兴，罗斯福政府大胆的进行实验，全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金融，工业，农业和社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如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罗斯福政府采取以提供工作机会代替赈济的方法，由国家承建许多公共工程，招募大量失业者。 ）

　　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留给人类历史的深刻印记。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与冷战的发展演变同步进行。在冷战期间，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被称为“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现象。[③]俄罗斯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④]近十几年来，冷战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⑤]这些研究成果见仁见智，开阔了学界的视野，启发了学者的思路，推动着我国冷战史的研究。本文尝试从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国家大战略的确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揭示20世纪40-60年代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爆发到走向高潮再到缓和与对抗并存的内在原因，并构建这一历史时期内冷战发展的基本图景，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⑥]

　　那么，冷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⑦]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①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其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②
　　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最后，我建议你买一本名叫《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书写的很不错的，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