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话剧特点:
匡时济世的艺术
中国的文人素有“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中国的传统戏曲也向来注重教喻功能,因此,戏剧从来不是高蹈与现实之上的唯美的产物。特别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处於生死存亡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欲拯救斯民於水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西方戏剧产生兴趣,并把它拿来,显然就带有匡时济世目的。 文明戏时期,有一位叫天缪生的人说得最直白:“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因此,文明戏的主潮,是以勇猛的姿态,配合著民主革命,对腐败的帝制进行冲击,对外国列强发出愤怒的抗议。这便是中国话剧第一波所展现的战斗性。 五四时期,话剧成为思想的载体和工具。当时,戏剧界之所以对易卜生掀起模仿浪潮,是因为其“敢於攻击社会,敢於独战多数”的战斗精神。欧阳予倩认为戏剧是“思想之影像”。洪深更认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到了三、四十年代,所倡导的“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直到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民族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现实需求,它就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最能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当然,社会变革和民族战争异常激烈的时代环境中,中国话剧也出现过注重宣传性而忽略艺术性的偏颇,但总的来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中国话剧的重要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