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道历史题

最佳答案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枯毁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孙败团、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则橘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编辑本段]〖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编辑本段]〖盛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 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 “‘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政治措施，唐初政治主要延隋旧制，唐太宗主要政治贡献集中在纳谏和用人上，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徵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徵的关系，以及对魏徵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徵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局伍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凳戚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桐粗或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从唐代户籍上的田籍出发，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1984)不同意有些论著关于隋代只是承认一下北齐均田制、并末认真推行的观点。认为隋颁布过新均田令，内容比丰富，并根据钩稽考订的零散史料论述了《隋书·食货志》所载《田令》之遗漏、实行情况及其过于简略的原因。胡如雷《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1986)认为不论相符与否，“自田”均是均田制外私田。不能简单地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已受田”判断阶级成份。户税便宜地主，损害贫苦农民。“自田”在每户田籍上出现的至数，虽不能准确反映该户私田多少，但各个不同时期“自田”至数增减，可大体反映其私田数量变化。宋家钰的专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及相关的论文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是为了按照均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1987)一文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翁雄《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1990)认为职分田不是均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从均田制中脱颖而出的，唐代官员政府取得收入中，职分田地租占重要地位，与官永业田比较，前者比较落后，后者有名无实。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肯定均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但他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认为永业田、口分田之外仍存在私田。武建国《均田制研究》(1992)对均田制进行了整体、系统的探索和研究，提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认为封建国家对民户土地的登记即所谓簿籍授受也体现了国家对土地的某种所有制关系。赵云旗《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和《论隋代均田令的诸问题》(1993)对内容穿插交织、条理不清的田令予以考订补遗，并讨论了关于中男受田和职分田的问题。

赋税与徭役。张泽咸的《五代赋役史草》(198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庸和兵役。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1986)认为大历改革中心课题是经济低落出现的财政枯竭。特点是财政政策调整。它在唐代生活许多方面打下了烙印，深刻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经济发展途程。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1986)认为新田亩税始征于肃宗时。夏秋税之名始于代宗时田亩税。户税敛以夏秋，晚于田亩税。田亩税在两税法中占重要地位，但全国无统一税额。附加税不少随田亩税增派。朱睿根《唐代两税法前的户税》(1986)指出，户税是从解决官吏俸料钱发展演变而来。大历时，户税包括庸调而成主税。隋开皇三年已订户等。唐继行隋三等户制。武德九年立九等户，迄肃宗末基本按九等定户。定户的资产包括庐舍、菜园等。赵和平《唐代两税法实行后两个突出问题》(1986)认为钱重物轻和估法带给劳动人民的灾难，是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而其产生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腐败、法令规定不完善，超越客观条件。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的意图》(1988)不同意两税法是唐政府迫于当时农民起义威力而被迫改革的产物的看法。认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在于从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矛盾。两税法在建中元年以后实施的认真与否，既和中央、地方势力的消长有紧密关系，更证实实施这一税法确实是一项向地方争夺财权的重大措施。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1988)认为通过实施两税三分制，中央财政完成了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的程序，理顺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混乱不堪的预算收支关系，建立起国家预算新体系，收到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政治效果，同时也展开了中央与地方争夺两税收入的新斗争。郑学檬《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1992)认为杨炎和刘晏的矛盾发展引起了理财政策的变化，其中两税法的颁布最为重要。杨炎改变理财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刘晏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朋党性质。杨际平在《中国赋役制度史》(1994)中对隋唐五代的赋役制度进行了探讨。对于两税法长期以来分歧较大，对两税法与户税、地税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不过大多数学者赞成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中提出的两税即是地税和户税的观点。对于两税法是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认为两税法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它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赋税制度史和阶级关系史一个重要界标。

资课是唐代赋役制度中较复杂的问题。鞠清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指出资课是官民皆纳的代役钱。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1983)和《略论唐代的资课》(1983)首次提出纳资与纳课的区别在于身份性，开元前的纳资是有官资的人纳钱代替色役，纳课是课口纳钱代役。对唐代资课的本意和特点作了较明确的论述。

教育方面，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其实关于唐太宗时期的综述，完全可以买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来看，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述，不用这么费劲
我选了些给你。因为初一的内容我不太了解所以还得你自己筛选，谢谢

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引起世家大族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军阀叛变和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世家大族和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桐运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拿轮孝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消稿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