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军区制经历了多少年？

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成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廷人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以此为起点，拜占廷帝国在其中期历史中获得多次重要的军事胜利。

拜占廷军区制从其出现到瓦解共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军区制对拜占廷历史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军区制适应拜占廷帝国对外战争频繁、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的国情，通过地方统治机构军事化，部分地解决了兵源和财源枯竭的困难，缓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机，为拜占廷军事力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7世纪，拜占廷军队击败波斯人，打垮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并将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大军扩张的势头阻止在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一线，使危如累卵的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这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军区制的推行。不仅如此，以7世纪的胜利为基础，拜占廷军事力量得到调整和加强，因而，8、9世纪期间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获得多次重要胜利。同时，拜占廷军队在防御斯拉夫人入侵和征服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战争中也屡屡获胜，并最终击垮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

第二，军区制的推行促使小农经济勃兴，国家税收增加，有力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军区制带来的安定局面又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的繁荣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小农经济是拜占廷国家的基础经济部门和税收主要来源，学者们估计，拜占廷国家收入的95％来自农业，仅5％来自城市工商业。纵观拜占廷历史，国家年收入的数量时有起伏，但以军区制推广的几百年为收入最高的时期。在拜占廷历史的早期，税收是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直到拜占廷帝国末期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征收的形式有所变化。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除定期缴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负担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军区制促进了小农生产率的提高，使他们有能力完成苛捐杂税。在年景不利的时候，连保制也能帮助经营不善的农民渡过难关。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帝国在较小的领土上获得了较多的收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军区制对拜占廷农业经济产生了有利影响。

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复兴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拜占廷农村与帝国境内大小城镇均保持密切联系，小农经济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资交流，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拜占廷工商业在8世纪以后趋于繁荣，城市发展更加迅速，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特拉比仲德等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一时间，君士坦丁堡百业俱兴，商贾云集。到9、10世纪，商业活动处于鼎盛。

第三，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使人口流动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政府便采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以稳定社会各阶层。《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兵，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并以削夺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他们固着于土地。但是，这一政策并未奏效，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或避走山林结草为寇，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规模最大，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尼卡”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暴动在当时史不绝书。军区制则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有地可种，有家可归，在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重新调整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如果6世纪中期以后，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那么，拜占廷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因势利导地化解了由斯拉夫人大规模流动引起的社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军区制不是以严酷的立法实现社会各阶层和居民职业的固定化，而是通过制度的创新改革，着重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生存环境问题，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军区制的推行必然会造成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他们形成了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甚至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左右朝政或改朝换代。这是军区制对拜占廷政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大地主对小农土地的侵吞是小农经济衰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了大地主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10世纪的拜占廷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一些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他们往往以小农保护者的形象出现，斥责大地主“像瘟疫和坏疽一样降临到不幸的村庄，吞食土地，侵入村庄的肌体，将它们逼近死亡的边缘”。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统治者不可能会由衷地为了农民的利益疾呼，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矛盾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公元92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所在公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还规定，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

公元996年，拜占廷政府再次颁布类似的法令。从表面看来，是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实际上，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然而，拜占廷统治者未能真正采取措施打击大地主，一方面，皇帝们要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打击大军事贵族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产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走向同归于尽的道路。

因此，上述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是不可阻档。他们对小农处境的恶化听之任之，只是发布几项立法而己，并没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小农的地位未能加强，他们在各种灾变动乱的打击下，处于随时被吞并的境地，即便法令暂时为他们提供种种优先权，这些似乎都形同虚设，最后他们也只能将土地自动放弃或转让给大地主。

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就构成了拜占廷帝国晚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线。10世纪末，羽翼已丰的军事贵族就以小亚细亚军区为基地发动叛乱，其中又以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的“两瓦尔扎斯叛乱”影响最大。

11世纪期间，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兵临首都城下，而且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五位皇帝是以哗变的方式爬上皇位的军事贵族。

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统治时期，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347～1354年在位)左右朝政数十年，他曾以其雄厚的家资帮助安德罗尼库斯三世(1328～1341年在位)在王朝内战中击败老皇帝，登上帝位。

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他重金雇用土耳其人，击败对手，自立为皇帝。

显然，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是晚期拜占廷帝国内乱不断、最终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推行军区制，相当于是把农民栓在土地上作为兵源供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民起义的势头，并且这样做可以防止富商和贪官进行土地兼并而造成动荡（虽然后来还是被土地兼并给毁了……）。军区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大大增长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生产能力，在当时对抗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种制度会阻碍社会制度的发展，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效果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