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征召”，即指皇帝以特征或聘召的名义任用一些知名人士担任高级官员的选官方法。
征召至少源于周朝。据《吕氏春秋》记载：“周天子，勉诸侯，聘名土，礼贤者。”其中“聘名土”即为征召。这种选任官员的方法被沿用了下来。
战国时期，七雄并峙，争战激烈，急需真正有才干的武将和士人。有的国家为了招揽人才，采取公开招贤的办法。如秦孝公颁发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就是应招人秦的，并受到重用。燕昭王即位于危难之际，“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齐国为了吸引人才，开办稷下学，一些有名望的学者“皆赐列第(上等房屋)，为上大夫(爵位)，不治而议论”。一些有远见的太子、公子、丞相等也无不礼贤纳士，作为自己的下属或门客。
秦汉最高统治者为治国安邦计，常常根据国家的需要布告天下，征召贤能之士，对个别才能出众者甚至单独征聘。《史记·叔办通列传》记载了始皇时薛人叔孙通以文学征的例子。《水经·漯水注》记录了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的例子。《史记·萧相国世家》也记载了萧何为泗水卒史，课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之的事实。这说明皇帝征召已成为秦朝重要的选官制度。
西汉建立以后，人才缺乏，能征善战的布衣将相未必能在和平环境中管理好国家。汉高祖认识到了这一点，于十一年下诏曰：“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以此布告天下，公开征召治世贤才，直至汉亡，相沿成例。皇帝征召一直是重要的选官途径。一般情况下，被征用的士人应自备车马，赴朝廷任职。《汉书·贡禹传》：“元帝初即位，征(贡)禹为谏大夫……禹上书曰：‘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龚胜传》载：皇帝征贤者，“大夫乘私者来”。有时诏令沿途州县，对应诏者供应酒食住宿。例如：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曾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诏令“行道舍传合，县次具酒食，食从者及马”。
对于一方之望或有特别才能者，皇帝往往派专人、专车，带着礼物前去征聘，大司马印一方面昭示国家重视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对被征召者的一种优待和荣誉。《汉书·儒林传》载：“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后汉书·韩康传》载：“(韩康)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
对于皇帝的征聘，被征聘者有应聘或不应聘的自由。例如：“(严光)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徐稚)“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凡此不应聘者，东汉多于西汉。从表面上，似是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但这一现象的背后显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对东汉统治者来说，征聘只是一种沽求贤之名的方式。对被征召者来说，遁隐则是钓清高之誉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儒家“道明则出，道暗则隐”的思想的影响，不愿与社会上的浊污同流，暂时隐耕山林，以待“道明”时博取更高的资本和荣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征辟仍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辅政，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佳话。高级官员开府自辟僚属的更多，因而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制度和官位。凡身兼军政要职的，都置两套僚属。
隋唐加强中央集权，官吏的选用权集于中央，州郡不可自辟僚属。中唐以后，身兼中央要职(宰相、御史大夫)的节度使仍可自选僚属，但不算正式职务，一般还得奏请朝廷任命其他正式职称。例如：杜甫曾被四川节度使严武聘为节度参谋，又经严武举荐由朝廷任命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检校是“检查督促”之意，并无实职。
宋朝在制举之外，对于确有才学而又不肯应试的隐逸之士，命地方官尽量搜罗，予以征用，做到“幽隐必达”。
元代也很重视访求隐逸之士，征求隐逸、召集贤良是集贤院的主要职务之一。
明初重视征用儒士，建礼贤馆安置应征的人。
清代征召多与荐举相结合，或遣官征访遗贤，或命巡、按举荐，以备征用。
一般而言，征召只是皇帝针对个别人采用的临时性选官方法，因此在方法、程序、授职等方面并无一定之规。不过，从各朝皇帝的征召活动中我们尚能总结出大致的规律来。
其一，名士与现任官吏同为征召对象。一类是所谓品学兼优的名士，他们虽无一定的官职，但名气很大，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或势力。《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家世著姓……遁人霸陵山中……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巧，海内闻名，汉安帝征他为郎中。《后汉书·张衡传》载：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另一类人则是现任或曾经任过职的官吏。这些人的官职一般都比较低，但颇有才干，有一定
的知名度，被皇帝慕名征召。《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谢该“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诏即征还，拜议郎”。
其二，征召与臣属荐举相结合。封建皇帝身居深宫，根本无法直接了解宫外人事。因此，皇帝征召的对象一般都是由臣下推荐的。这种推荐与征召相结合的选官方法与察举不同，它只是臣属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荐举人才，然后再以皇帝个人的名义将人才礼聘来，授以官职，比察举制更具有灵活性。《后汉书·郑兴传》载：侍御史杜林向皇帝推荐郑兴，于是皇帝征郑兴为太中大夫。《汉书·何武传》载：“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何)武，征为谏大夫。”《汉书·彭宣传》载：“(张)禹以帝师见尊信，荐(彭)宣经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人为右扶风，迁廷尉。”
其三，征召只是皇帝针对个别人而进行的选官活动，不像察举制涉及的范围那样广泛，但两汉时也仍然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征召活动。例如：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0)曾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又如：王莽秉政时，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其四，对于征召礼聘来的人，所授职务大体有两种。一种授予博士等职，作为皇帝的顾问。例如，《史记·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又如：西汉夏侯胜善于讲说礼服，被召为博士。贡禹以明经洁行闻名于世，被征为博士。像这样被征召来备为顾问的人，一般都是文人学者。另一种则授予握有实权的高职。《宋书·自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末，沉逞征为丞相，不就。”《汉书·隽不疑传》载：隽不疑被“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后汉书·张堪传》载：东汉张堪有志操，为光武帝刘秀“召拜郎中，三迁为谒者”。
征召，这种由臣属私人荐举、再由皇帝礼聘授官的方法，虽然比察举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很容易为臣属提供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的机会，因为谁也不会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仇敌，总要将亲友推荐上去，如果被征召授官，就能与自己互为依托、彼此照顾。另外，被征召的人都是来自地方世家或在任官吏，贫寒小户之家的人很难得到这种荣幸。因此，这种征召选才的方法很难说能选上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可以说，征召不过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摆出来的所谓礼贤下士的一种姿态，以此笼络收买人心、换取一个好名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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