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两大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policy）.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用来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中，常用的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国际经济政策。
　　1、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是以凯恩斯的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制定的，是凯恩斯主义所重视的政策工具。 　　需求管理是要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等与总供给，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它的基本政策有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也就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刺激总需求增长，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过度增长的情况下，也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以克服因需求过度扩张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2、供给管理
　　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是把注意力从需求转向供给。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短期内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成本，特别是生产成本中的工资成本。在长期内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能力，即经济潜力的增长。供给管理政策具体包括控制工资与物价的收入政策、指数化政策、人力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 　　1）收入政策。收入政策是指通过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从而限制物价上涨率的政策，因此，也叫工资和物价管理政策。之所以对收入进行管理，是因为通货膨胀有时由成本（工资）推进所造成的（参见成本推进的通胀）。收入政策的目的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它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工资与物价指导线。根据劳动生产率和其他因素的变动，规定工资和物价上涨的限度，其中主要是规定工资增长率。企业和工会都要根据这一指导线来确定工资增长率，企业也必须据此确定产品的价格变动幅度，如果违反，则以税收形式以示惩戒。二是工资物价的冻结。即政府采用法律和行政手段禁止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工资与物价，这些措施一般是在特殊时期采用，在严重通货膨胀时也被采用。三是税收刺激政策。即以税收来控制增长。 　　2）指数化政策。指数化政策是指定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收入的名义价值，以使其实际价值保持不变。主要有：一是工资指数化。二是税收指数化。即根据物价指数自动调整个人收入调节税等。 　　3）人力政策又称就业政策。是一种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以减少失业的政策。主要有：一是人力资本投资。由政府或有关机构向劳动者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与身体素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二是完善劳动市场。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和增加各类就业介绍机构，为劳动的供求双方提供迅速、准确而完全的信息，使劳动者找到满意的工作，企业也能得到其所需的员工。三是协助工人进行流动。劳动者在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流动，有利于劳动的合理配置与劳动者人尽其才，也能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和劳动力的流动困难等原因而造成的失业。对工人流动的协助包括提供充分的信息、必要的物质帮助与鼓励。 　　4）经济增长政策。主要有：一是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包括提高人口出生率、鼓励移民入境等；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方法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二是资本积累。资本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储蓄，可以通过减少税收，提高利率等途径来鼓励人们储蓄。三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促进技术进步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四是计划化和平衡增长。现代经济中各部门之间协调的增长是经济本身所要求的，国家的计划与协调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

深化金融改革和畅通金融循环是2019年和未来一段时期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下的重点抓手有二：一是理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二是有序剥离处置不良债务，主动去杠杆。

展望201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既要关注传统领域经济周期的“小气候”，也要注重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的“大气候”。当前中国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结构变化”，而非“经济周期”；最能恰当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词是“分化”，而非简单的“好”或“坏”。

面对“小气候”和“大气候”的变化，着眼于短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与着眼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如何恰当配合，是确保2019年宏观经济平稳健康、结构优化的关键。一方面，“小气候”变化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新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2019年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关键抓手，也是逆周期宏观调控与补短板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结合点。另一方面，要坚定地落实深化结构性改革，把握、顺应、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的“大气候”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和畅通金融循环是2019年和未来一段时期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下的重点抓手有二：一是理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二是有序剥离处置不良债务，主动去杠杆。

一、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小气候”与“大气候”

宏观经济分析要兼顾“小气候”与“大气候”。具体到中国经济当前而言，传统领域的周期性波动是“小气候”，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升级是“大气候”。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普通制造业产品、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领域的周期性波动短期内仍然是主导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等传统总量指标的主要因素，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革命等领域的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则是中长期内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1．传统领域主导“小气候”：稳中趋缓

从“小气候”来看，受基建增速下滑、消费疲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自2018年年中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实际GDP同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6.8%逐季下降至6.7%和6.5%，标志着始于2016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小周期迎来下行拐点。这一变动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小周期律动大体一致，根据IMF的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由今年的2.9%下滑至2.5%，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分别有今年的2.0%和1.1%下滑至1.9%和0.9%。事实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2018年10月份以来的大幅下跌已经预示了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

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味着2019年外需不容乐观，出口大概率将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拖累；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活力，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就变的更加重要和紧迫。好消息是，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2019年下游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能力或将有所改善。

总体判断，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等传统总量指标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将承受一定的下行压力，工业领域可能再度出现结构性通缩，但宏观经济总体稳定的态势不变。

2．结构变化主导“大气候”：转型分化

相比于“小气候”，“大气候”更为关键。从“大气候”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非常剧烈的结构转型。传统领域作为“存量”依然重要，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产业作为规模日益壮大的“增量”，则是中国经济未来真正的希望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结构转型的“大气候”也是造成上述传统领域相对收缩“小气候”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结构剧烈转型的“大气候”之下，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弱化，GDP、CPI等传统总量经济指标的指示意义在降低。在新经济业态层出不穷、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服务业占比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仍然简单地固守于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分析框架，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宏观经济跟踪监测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关注总量分析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分析。围绕这一原则，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分析研究，结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正在切切实实地进行，无处不在。尽管2008年以来从总量指标来看，宏观经济先后经历了三轮小周期，宏观经济形势有好有坏，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结构变化”，而非“经济周期”。

第二，在经济结构总体上转型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行业景气度和企业经营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格局。一方面，新技术、新商业形态、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层出不穷，新企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大量涌现；但另一方面，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了相对收缩，传统行业的微观企业竞争环境加剧，非头部企业盈利能力恶化，就业机会相对减少。简言之，当前最能恰当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词是“分化”，而非简单的“好”或“坏”。

基层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因此必须克服基层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文｜余智编辑｜苏琦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负6.8%，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季度负增长。目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已经逐步展开，但部分地区与行业的恢复情况还不理想。加上世界其他各国疫情形势仍然很严峻，中国进出口与国际双向投资因而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形势仍然很不乐观。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后续的政策措施应该还会继续跟进。笔者认为，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确立三个“主辅”关系与三个“增减”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首先谈三个“主辅”关系。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这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相应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部分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一些低收入民众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他们需要的是及时的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因此，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财政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这并非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货币政策仍然可以使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它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可以采取，但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收入的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其次谈三个“增减”关系，即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政策而言的，这是因为，上面已经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为主。第一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包括老基建、新基建。笔者不赞同这种主张，而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这是因为：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的所有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他行业的人来就业，还存在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会在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基层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基层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这是因为：搞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哪儿投资多一点，哪儿投资少一点，里面有很多讲究，官员有很多“捞油水”的腐败机会；而如果给企业、给民众直接发放补贴，这种机会就没有了。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政府高层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防止基层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冲动影响政府的正确决策。第二个增减关系：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重点产业是指国家产业政策中确定的一些优先发展的产业。考虑目前的经济困难状况，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减弱一些，将钱节约下来，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维持经济的平衡运转。同时，这也能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中国产业补贴问题产生的剧烈贸易摩擦。中国产业政策近年来导致的内外争议比较大，今后应加以调整，遵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的多篇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三个增减关系：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来由于“做大做强”政策的扶持，享受的优惠很多，包括土地、资金、原材料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民营企业不仅享受的政策优惠少，而且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承担的成本较高，发展势头受阻。尽管2018年底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企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此次疫情当中，困难最大的也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因此，应该缩减对国企的补贴，增加对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的补助。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国企问题产生的摩擦。以上这些，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建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由有关政府部门与机构具体加以细化。（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