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3日，巴顿将军在西西里岛陆军医院慰问伤员，住院的二等兵库尔正没精打采地坐在帐篷里。
被巴顿问及伤情时，库尔耸了耸肩答道：“我只是紧张，不是受了什么伤。”然后又嘀咕了一句：“我猜我是受不了了。”
库尔说得不假，他的病历上记录着：“神经功能焦虑状态，严重程度中等。该士兵已两次短期住院治疗，重返部队后又多次被送回，显然不能再上前线。”
但是巴顿当场就气炸了，他甩手抽了库尔的下巴，大喊：“不要接收这个没种的混球，你马上给我回前线！”边骂边抓起库尔的衣领拖他到帐篷门口，一脚把他踹了出去。库尔并没有因此返回前线，他正在高烧，还感染了疟原虫。
巴顿在前线
巴顿的暴怒也是事出有因，他刚刚听到将领们抱怨兵力薄弱，怀疑有人假借疲劳躲在医院里。
当晚，他在日记中把库尔描述为“我队伍里唯一的懦夫”，并宣称任何逃避军人义务者都应以懦夫罪名受审甚至枪毙。这还嫌不够，他又在给下级的指令中加了一条——严禁第七集团军出现战斗疲劳。
可惜“懦夫”还真不只库尔一个，几天后巴顿在另一个医院又遇到二等兵保罗柏奈特，同样的发烧、紧张失眠、精神萎靡，甚至连回答也差不多：“我只是紧张，我再也受不了那些炮击了。”
巴顿再度爆发，除了扇耳光斥骂，他还掏出手枪威胁柏奈特说，如果不立刻回到前线，就一枪崩了他。
这事儿在军中传开来影响不小，艾森豪威尔知道后要求巴顿向被打的士兵道歉，甚至解除了他的指挥权近一年之久。直到1944年中，巴顿才重新回到欧洲战场。
据说当年因为这件事罗斯福还收到不少支持巴顿的来信，人们相信士兵必须坚强起来，才能走出战争的地狱。但是如果穿越到今天，巴顿会被口水淹死，因为这两个士兵很可能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主要病因是环境刺激，而不是个人性格弱点。
既然是环境刺激引发，那么任何年代战场上的士兵都可能出现这种病症。确实，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里就有类似的描述。不过，对这种症状的看法和治疗在不同的年代却有天壤之别。
一战：不是逃兵就是“神经有缺陷”
在一战中，大规模重武器的使用令军中大范围出现抽搐、瘫痪、失忆、甚至歇斯底里等症状，成了当时著名的怪病。
一战士兵
最初认为主要是枪炮的巨响令大脑损伤所致，你如果表现出类似状，会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但是，没有经受枪炮震惊的战士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于是，“战争神经症”这个术语很快代替了“炮弹休克症”。
患者很可能会在战地医院中接受可怕的电疗，同时要忍受周围的白眼，因为当时人们怀疑这种无从解释的病症其实只是士兵是在装病。
即便没人拿你当逃兵，“神经症”这个词也意味着人们认为你天性中有情绪弱点。换句话说，大家觉得你神经脆弱，容易“震惊”。既然是个体原因，当然筛查掉你们这些神经质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美国在1940年由精神分析学家苏利文设计了一个筛选项目，为二战筛出了约150万“精神不适宜”（包括精神疾病甚至神经质）的士兵，取消了他们的服役资格。
二战：这事儿不赖你，你只是太疲劳了
如果你通过了筛选，走上战场，那么就是你基因好，天然勇士，天生打仗的料。结果就是更没人关照军队中的疲劳和情绪失控了。
据估计，二战中有精神问题的人数飙升至一战的两倍，陆军中的比率最高，而医务人员对此毫无准备。二战期间，美国在后勤保障、武器设备，全社会动员乃至宣传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对比之下，对精神伤害的医疗救助严重缺乏。
医务人员也是困惑得不行，不是都过了筛的，怎么曾经表现勇敢的士兵也崩溃，筛查这事儿靠不靠谱？
1944马歇尔将军取消了入伍前的精神缺陷筛查，因为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并没减少。现在，医生又给你的病症起了个新名字：“战斗疲劳”。还配上了一句口号：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点。
二战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一战更广泛频繁，血肉之躯显得无比脆弱。此外，士兵们长期滞留战场，没有喘息时间，更谈不上和家人团聚。被编制在很小的战斗群体中，令可以缓解心理困扰的社交机会大大缩减。
虽然不再被当作“神经有缺陷”，还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战斗疲劳”从命名上就够轻描淡写的，不是疲劳么？给你休息几天，症状就会消失的。
所以，首选方案是让受伤的士兵在战区附近接受治疗，以便迅速回到前线，大不了疲劳了再来休息，只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才被发送回国。你很可能经常往返于医院和前线，如果遇到巴顿将军这样不信邪的，那就更悲催了。
法国海滩上的美军士兵
二战结束后，不少战士的疲劳症状却久不消解，痛苦延续到家庭中。据跟踪调查，1945年底，29岁以下退伍军人的离婚率是平均水平的3倍。离婚的部分原因直接与战斗经历有关。
近期的研究证明，精神创伤的症状可能持续6-20年，直至完全消失，有些甚至伴随老兵长达70年。这些数据显然远不是“战斗疲劳”可以解释的。
越战：憋屈的退伍，迟到的创伤
1947年，美国陆军发布了题为《灰色阴影》的纪录片，专门介绍二战期间精神疾病的成因和治疗。
该片显示没有人对精神疾病有天然免疫能力，环境因素，特别是长时间面对死亡的威胁很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真正认识上的飞跃还需要更多的战争和伤痛来推动，比如越战。
越南战争
对于战争引发的心理疾病的相关研究来说，越南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成千上万的士兵陷入“越战综合症”的泥潭，然而这一次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首先，在越战中遭受精神创伤的话，会得到更先进的医疗救助。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加上心理学的发展，军方这次从一开始就积极采取预防措施，为每个营地提供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这在一开始是成功的，战争初期的精神疾病报告并不多。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越战没完没了看不到希望，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在70年代初期进入高潮。
反战运动
退伍军人首当其冲地背了锅。仗打输了，精神受了刺激，回到家乡还要面对公众的谴责、甚至侮辱，战后几年的美国社会对越南退伍军人的接受度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精神受创亟待恢复的军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噩梦和抑郁，羞愧自责，乃至自杀或伤害家人。
好在社会层面的敌意并未阻止医学领域的进展。
70年代初，越战老兵兼精神病学家Shatan提出了“越南后综合症”的概念，认为如果不能处理好悲痛，总是活在过去记忆中的退伍军人会发生延迟的创伤，一般高发在战后9到30个月。
越战美军
对越战军人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一些精神疾病新概念的确立。经过退伍军人和各界的努力，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第一次提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念，这一概念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PTSD在精神病学方面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其发病原因是个人遭受事件的结果，而不是源于个人的弱点。这个新术语也涵盖了大屠杀幸存者和遭受性侵犯的妇女儿童、恐怖袭击和其它灾难性事件的情况。
它们的共性是：
长时间不能从创伤中恢复
部分混乱的感官印象和凌乱片段回忆，记忆系统紊乱。
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
某种与过去事件类似的声音，气味和新闻报道都有可能引起触发
海湾战争：更多的规避手段，更高的补偿
二战之后的战争中，美军战斗死亡人数稳步下降，而精神创伤索赔人数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如果士兵参加的是PTSD诊断确立后的海湾战争或伊拉克战争，他们的精神状态会更受关照，遭受创伤后也会获得相应的补偿。
1989年，美国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在这个部门的体系内运营着上百家综合医院和几十家精神病专科医院。
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估计，PTSD在越战退伍军人中的发病率为30%，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中的发病率大约为11%-20%。
道德困境与士兵信条
今天，人们对PTSD这个词不再陌生，它频繁出现在纪录片、影视剧和书籍中，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理解退伍军人的不幸境遇，加入与PTSD的斗争。
随着医学科技高速发展，美国军方资助大量新技术来解决PTSD问题，比如神经刺激技术创新、神经芯片和新型药物，可惜的是大部分不被理解的老兵已经离世。
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对PTSD的关注也包含了对道德困境的探讨。在伊拉克出现的频繁误伤平民和儿童、虐俘，就导致有些士兵无法摆脱精神折磨。
更多的研究表明，士兵陷入不相容的价值观冲突也会导致PTSD。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压力疾病专家们甚至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杀人比自己受伤更为痛苦。好莱坞影星詹姆斯斯图尔特在二战中服役4年，因亲自参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而深陷痛苦长达几十年。
不论对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如何理解，还是有不少战争亲历者坚定地认为——战争就是地狱，军人必须勇敢坚强，必须相信所做的一切绝对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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