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为诗集《兰亭集》所写的一篇序文,但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它又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序,而且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立意深远、文笔清新自然的优美散文. 文章从兰亭集会落笔,首先用简洁的文字点明集会的时间、地点、缘由和与会人物,接着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清雅优美的山、水、林、竹等自然景物,而正是这些自然风光引起与会者饮酒取乐、临流赋诗的雅兴,下文就自然转入叙写雅事,叙写与会者“一觞一咏”、“游目骋怀”的种种欢乐情景.段末以“乐”字作结,揭示了与会者沉浸在美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得到审美愉悦而暂时忘却烦恼的情趣.第二段作者紧承上文“俯”“仰”二字和“信可乐也”一语,转写人世变幻、情随事迁的情况.不管是“晤言一室之内”的静者,还是“放浪形骸之外”的躁者,他们虽都在一时一事上“快然自足”,但是这些眼前的美景和人世的欢乐,“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乐极而悲生,他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老之将至”、“终期于尽”,人生苦短.至此,作者自然提出“死生亦大矣”这一主旨.本段末以“痛”字反诘作结,不仅为呼应上段的“乐”,更为引起读者深思“死生”这一人生最重大问题.第三段作者抓住死生问题,进一层表明自己的生死观.作者首先借古立论,说明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重视死生问题,自己也不能例外.接着作者针对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无经济大略的社会风气,痛斥“一死生”、“齐彭殇”的老庄学说为“虚诞”、“妄作”,从而表明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生死观,而这正是作者编辑《兰亭集》并为之作序的目的.文章前面两段分别以“乐”、“痛”作结,最后一段以“感”字作结,表明作者坚信后世读者会从斯文(这篇序文)中产生同感:认识死生问题的重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纵观全文,作者着眼死生二字,借一次集会宴游阐明人生哲理,表明了作者深远立意.同样是写了宴游情景,但石崇的《金谷诗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等文章,抒发的却是人生短暂,需及时行乐的情怀,立意显然不及作者的《兰亭集序》深远.作者生活在东晋时代,当时统治集团偏安江东,不思进取.士大夫崇尚玄学,清谈之风很盛,而作者却公开批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颇想有所作为.从作者给中军将军殷浩、会稽王司马昱、太傅谢安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作者忧国忧民,渴望救国家“倒悬之急”的大志和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不可能始终坚持这一正确的人生态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春,即作者写完《兰亭集序》后两年,作者因深感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又因与扬州刺史王述的矛盾恩怨,愤而称病去官,且到父母墓前立誓永不再仕.此后便“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去寻求“当以乐死”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晚年思想渐趋消极虚无.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句.
东晋时期国势日衰,士大夫们大多不求进取,他们崇尚老庄,大该玄理,一时玄谈之风盛行.庄子曾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老庄哲学的膜拜,反映出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
王羲之力斥老庄“一死生”、“齐彭殇”的看法为“虚诞”、“妄作”,一反东晋士大夫沉溺老庄唾余谈玄的时风,认为生是生,死是死,不能等量齐观.王羲之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坦然承认生命的脆弱短暂,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生和死的本质的不同,人不能庸庸碌碌如行尸走肉般地“生”,应该让自己的生命空间充实丰盈.王羲之的这种对生的执著与热爱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后期的诸多文化大家.李白的《拟古十二首》之九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其中虽然不乏人生的豁达,但也并无多少豪迈振奋的成分可言.
王羲之的笔下则涌动着热爱生命的激流,启示着后人不断书写瑰丽的生命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