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与乐业的事例或小故事。 简练一点 具有针对性。

　　时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在旧中国，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时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解放后，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自此以后，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时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比尔•盖茨小时候
　　1965年，我在华盛顿的一所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天，一位负责教九岁儿童班的老师来找我，说她班上有个学生功课完成得比其他所有孩子都快，他想再找个活干，能否在图书馆里干点什么。我说：“让他来吧。”一会儿，一个身材瘦小、沙色头发的男孩走进来了。他问道：“你们有活儿让我干吗？”
　　我给他讲解有关杜威十进位制的图书分类上架法，他听后立刻心领神会。后来我又给他看一大摞过期借阅书卡，书卡上的书我起先认为已经还了，但是实际上由于书卡有误，这些书找不着了。他问我：“这是件侦探式的工作吗？”我回答说：“是。”话音刚落，他就像一名所向披靡的侦探干起来了。老师进来告诉他该休息的时候，他已经找出三本书卡有误的书。他不肯休息，坚持要把活先干完。老师说馆内空气不好，应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这才停下手头的工作。次日早晨，他来得很早。他说要干完找书的工作。下班时，他又说要当一名正式的图书馆管理员，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他干起活来孜孜不倦。
　　几周以后，我发现办公桌上有张留言条，邀请我到这个男孩家里吃晚饭。我应邀去了并且过得很愉快。临走时，他母亲说，他们全家要搬到毗邻的社区去住，孩子也得转学。但是孩子首先挂念的就是他不能再在原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了，谁来找那些丢失的图书呢？
　　孩子要走了，我与他依依惜别。起先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可是他的那份工作热情使我觉得他非同寻常。
　　我很想念他。可是这种思念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几天之后，没想到他又回来了。他告诉我，新去的那所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不让学生在图书馆帮忙干活儿。他高兴地说：“妈妈又让我回原校念书了，爸爸上班路上叫我搭段车，要是他有事，我就走着来上学。”
　　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孩子的决心和毅力如此之大，将来一定能干番事业。然而我尚没料到，他长大以后，竟成为一名信息时代的奇才、一位微型软件的巨头、一个世界的首富。他的名字就是：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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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为了镭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