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

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主要指对刘氏皇族“正统”的刘备西蜀政权的维护，及对相关人物的褒扬性描述，相对事件的正面肯定性表达，以及对“篡逆”的曹魏政权及相关人物、事件的贬斥性描述与否定。较之陈寿《三国志》的那种不迁就某个官僚集团的历史客观主义逻辑，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有着强烈的主观思想意识倾向，
刘备被视为正统人物，是符合天意民心的当然掌权者，而曹操只不过是一个篡权谋位的乱世奸雄，按儒家的政治观点来说这种人物成不了王业，至多也就是个霸王，且不为天下佑，为正统人物所不齿，书中有一句话对曹操作了定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三国演义》是刘备的个人奋斗史，或说刘备是一条主线，把纷纷群雄串联起来，其分量不可谓不重，不难估计，这主要是由作者“拥刘反曹”的主观意识倾向决定的。在书中，一切与刘备有关的文字都洋溢着褒义的赞美和肯定。从最简单的例子，刘备的外貌来说，作者惊叹其大耳垂肩，天赋异禀，在中国传统意识中，圣者王者的外貌上必有异乎常人之处。如目双瞳，耳三窍，臂反肱，鸟喙嘴，蟠龙身等，以示其天生而为圣为王，一切皆由天定。可见作者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肯定了刘备乃天降圣王，可算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手法，使读者在心理上对作者的思想做不自觉的认同。在刘氏官僚集团中，作者对诸葛亮作了近乎天人般的描写，使人不自觉的产生刘备如有神助感。这也是作者的一个巧妙手法，向读者表示正统者必有天助，可成王业。但最后秋风五丈原，诸葛亮重建汉帝国的失败充满了希腊式的悲剧性。就诸葛亮的人生目标而言，一生的奋斗归于空废，不禁使人感到悲叹。作者对悲剧结局的沉重叹息更表现出作者因历史无奈而迸发出的对刘备正统却未夺天下的悲慨，使人有“天道废”的痛心。但作者笔锋一转，将失败的矛头指向了刘禅的扶不起，向我们暗示了一种历史假设，若非阿斗，大事必成！可见其对刘备的推崇以至极点。将蜀汉主要人物极力理想化塑造：开场第一回即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开宗明义，鲜明地亮出小说的主角，并以“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等相关字眼来组织行文，开门见山的将小说主角闪亮推向台前，让人对主角留下深刻而鲜亮的印象。小说中“刘皇叔北海救孔融”，“陶恭祖（陶谦）三让徐州”（刘备不受），“刘玄德携民渡江”，宁可冒着极有可能被曹军捉住的危险，也不愿放弃追随自己的民众。此后，先有赵云于曹操骑兵大军中“单骑救主”；后有张飞独守长坂桥以当曹军，吓得夏侯杰“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三国演义》第42回）。时又有诸葛亮有如神助般“借”得东风，一把火烧得号称“百万大军”的曹操仓惶北遁；赵云单骑赴东吴，“截江夺阿斗”；神勇关羽“单刀赴会”，后据守荆襄，“放水淹七军”。哪怕于蜀汉一步步正在颓势的过程中，也充满着“武乡侯”“七擒孟获”，“赵子龙力敌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孔明挥泪斩马谡”，“死诸葛吓死活仲达”的描述蜀汉集团胜利的章节。于是我们似乎亲眼看到了武勇忠义所向披靡的武将关羽，神机妙算无人能比的智臣诸葛亮，仁义贤明的君主刘备。而这些蜀汉人物中的正面极端，无疑对“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加上了重重的砝码。这样写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蕴涵某种正面抽象观念极端化的形象，如“义绝”、“武神”关羽、“仁绝”刘备、“智绝”诸葛亮等。同时，小说为了正面凸显蜀汉政权及其将臣，小说中采用了诸多技巧。一是将史实事件进行重新组织安排，如援引裴注所引《郭冲三事》，巧妙地历史上并不真实的“空城计”安插于“失街亮”与“斩马谡”之间，形成经典之“失、空、斩”情节。二是大量引用民间传说以及杂史相关内容，以达到需要的表现效果。如体现“义”这个主题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体现智绝诸葛亮的“借东风”、“华容道”、“五丈原禳星”。另多有改变史实、移花接木之处。如改鲁肃、关羽双方同是“单刀赴会”为关羽单方；移刘备“怒鞭督邮”于张飞，以免有损刘备之仁义形象；铺陈衍化、妙笔生花之功。如《三国志》中讲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五字“凡三往乃见”铺陈出过程复杂，参与人物处多，引人入胜的大篇幅章节。
作者对曹操的描写并无任何褒扬，称其为汉贼。“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使曹操蒙上一层历史尘垢。就史实而言，曹操文韬武略皆精，文学天赋，政治艺术都颇为有成就，但作者都刻意不提及。在作者笔下，曹操的行为都使人感到其居心不良，心机甚重。心机重必戚戚也，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么曹操在无形中被作者悄悄扣上了一顶小人之帽，在古代，这是一种耻辱。而我们甚至可以想到作者的一种幸灾乐祸的窃笑。而且作者最后将曹操人生的最后终结归于得罪树神，头风发作且不愿受医而亡，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死归于起不从天命得罪神灵，实非正统而窃国行为的报应。“今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这是小说中刘备亲口所说，恐怕也是作者藉由刘备之口，表达刘曹之间的鲜明对比。作为刘备的极端对立面，曹操在小说中完完全全的被置于反面，被塑造成一个奸佞残暴，狡猾专横的奸臣形象。曹操在小说第一回中的开场即作了铺垫，说曹操的父亲本姓夏侯，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故改性曹——这是说他身世不端；说曹操从小“有权谋，多机变”，其叔父经常在他父亲面前数落他“游荡无度”，曹操便在父亲面前“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父问其故，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曹操又问“有知人之名”的许劭“我何如人？”，回答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此已将三国乱世中的曹操在小说中奠定了一个基调——“奸雄”。这是曹操的奸滑。后曹操将己方势力扎根于政治中心——许昌，并经常“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以丞相之名，利用手上的傀儡皇帝，向各地武装政权传递自己的意愿。这成为他政治上的最大优势，这一点，即是曹操反面形象的最主要的一点，这是封建等级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不单在实际上又不臣属于最高权威皇帝，而且经常性的利用汉朝皇帝的名号，做出各种政治手段，以达成自己吞并全国、改朝换代的目的。这是曹操的忤逆。曹操的形象还充满着虚伪的一面。全国各路联军一起上京讨伐董卓的时候，曹操自告面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于衣镜中窥见其拨刀动作。曹操随即跪下献刀，掩饰刺杀的意图，“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就此逃脱。又有“割发权代首”：曹操在为了骗取民心，在军中传令踩坏农民田地者一律斩首。后自己乘骑失足踩坏了田地，却因为自己是一国之相，不可或缺，“割发权代首”。还有“跣足迎许攸”：官渡之战前夕，袁军谋士许攸前来投诚，曹操正在洗澡，听说后衣服都没穿，往身上围块布，光着脚丫就出来迎接。后来许攸献给曹操，教他偷袭乌巢，最终得到了冀州。许攸见到大将许褚后吹吹捧了一下自己，惹怒了许褚将它一刀吹死。曹操事后大责许褚，并厚葬许攸。但若不是曹操自己想杀许攸，许褚是断断不敢做出如此举动的。曹操还骄奢淫逸，嫉贤妒能；镇压起义，充当屠夫；玩弄权术，残暴不仁。小说中曹操的各种负面形象不一而足，为塑造刘备的优质君主形象服务，罗贯中几乎是把一切能够的坏的品质都安插到了曹操的形象中。小说中有如设立了黑白两个极端对立的靶子，一切代表优质品质的箭都射向刘备这个白靶，一切代表劣质品质的箭都射向了曹操这个黑靶

1、它是德治仁政理想与反暴政思想的反映。
2、它是民族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露
3、它是正统思想的表现。 以下是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在统治阶级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不聊生的时代，它鼓舞着贫苦大众奋起反抗暴政、昏君、鼓舞着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武装斗争。清代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有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皆乌合之众，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起皆以《三国演义》为玉帐之秘本。”这些传说未必可靠，这里讲的也侧重于战术，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思想，对明、清两代的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鼓舞作用是不容置疑。在异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特殊时期，“拥刘反曹”思想中含有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情结曾鼓舞着人民群众爱国爱家，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也是不争的事实。
“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忠君、正统观念都是消极的，容易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例如，清代统治者就曾利用“忠君”思想，多次为关羽褒奖，到处建立关帝庙。其目的便是借以宣传“忠君”“忠义”，模糊人民的斗争视线来转移矛盾斗争的方向，巩固封建统治地位。正统观念是消极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新时期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

主要还是立场不同，刘备和曹操，谁是正统，历来看法就不一致。如西晋继魏，陈寿著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迄中国北部被“五胡”先后占据，东晋偏安于江左，处境与蜀汉相同，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以魏为逆。北宋政权上承五代，进而消灭割据诸国，情况与曹操略同，所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但到金人铁骑南下，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跟习凿齿一样为推祟汉族政权的地位，仍尊蜀汉为正统。罗贯中生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元代末年，他与农民起义军有联系，是“有志图王者”，他以蜀汉为正统，是为抒发他要恢复汉族为主的政权的抱负，这和当时受压迫的汉族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上述说明，提出以蜀汉为正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是用它象征汉族政权作为斗争的武器。当然，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是和习凿齿、朱熹所标榜的正统思想有本质的差别的，后者是为维护东晋和南宋政权的统治，前者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作为罗贯中来说，永留反朝是他的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但是从大统一的角度来看，它是出于反面的。

这是对出师有名最好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