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这种表象化的、浅层次的考核人才的方法,有人提出了将官员进行“六正、六邪”的分类。这个分类方法,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唐代选拔人才,有自己特有的一套办法。据《资治通鉴》载:“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在唐代,选拔人才只有四项标准,即身、言、书、判。“身”这个条件,主要是“取体貌丰伟”,要求的是以貌取人,堂堂仪表。“言”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言词辩证”,要求的是口齿伶俐,谈吐条理,“书”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楷法遒美”,要求的是笔力深厚,书技高超,“判”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文理优长”,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至少执笔可书,文通字顺。
在这套选拔人才的办法中,不仅规定了身、言、书、判这些具体条件,而且还设置了若干必要的操作程序。“始集而试,观其书判”,这大体应算做“笔试阶段”;“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这大体应算做”‘面试阶段”吧。如果说,前面考核的身、言、书、判,只是对人的一般性、表面性的了解的话,那么,“已铨而注,询其便利”的考核已经开始深化了。在这里,注重的是被考核者的反映是否敏锐,思考是否深刻,所要了解的已是人才的内在素质。
经过这样的考核而进入人才队伍的,只能算是领到了“入场券”,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抑或称职的人才,并不是不取决于这种基本上属于静态的考核。任何一个人才的成长历程都说明,这个历程是动态的、复杂的、曲折的。任何将这一过程简单化,以“首因效应”、一定型效应”、“晕轮效应”、“近因效应”等等,来判断人才的做法,都会产生可能的错误。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表象化的、浅层次的考核人才的方法,才有人提出了将官员进行“六正、六邪”的分类。这个分类方法,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什么是“六正”?一是事情还没有萌芽,兆头还没出现,就率先清楚地看到危亡的迹象、得失的机要,预先把祸害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的人才,就是“圣臣”。二是竭尽心力操劳国事,每天进献好的意见,用礼义来劝勉领导,把良策告诉领导,领导有好的想法就顺势助成,领导有过失就及时匡正,这样的人才,就是“良臣”。三是早起晚睡,举贤荐才,经常称赞古圣先贤的行为处事,用它来激励领导的意志,这样的人才,就是“忠臣”。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败,提早防备,设法补救,堵塞漏洞,切断祸源,转祸为福,这样的人才,就是“智臣”。五是遵法守纪,居官处事,不接受馈赠,不追求俸禄,主动辞让赏赐,饮食节简,这样的人才,就是“贞臣”。六是领导昏庸,国家发生混乱,没有阿谀奉承的行为,敢于当面批评领导的过失,这样的人才,就是“直臣。”
什么是“六邪”呢?一是安于做官,贪图俸禄,不办公事,随波逐流,遇事左右观望,毫无主见,这样的人才,就是“具臣”(具位之臣,备位充数,无功德可言)。二是领导说什么话他都说好,领导做什么事他都说对,暗中注意寻求领导喜好的东西献给领导,以此来讨得领导的欢心,用此类投其所好、苟且迎合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官职,与领导一起寻欢作乐,根本不管这样做带来的后果,这样的人才,就是“谀臣”。三是内心充满奸险邪恶的念头,表面上小心谨慎,满口花言巧语,做出讨好领导的脸色,暗地里妒贤嫉能。他想抬举谁,就大肆赞扬那人的优点,掩盖那人的短处;他想排挤谁,就大肆张扬谁的过失,隐瞒其优点,使领导赏罚不当,号令难行。这样的人才,就是“奸臣”。四是狡猾足以用来掩盖过错,诡辩足以用来进行游说,在内部离间骨肉之亲,在外部蓄意制造混乱,这样的人才,就是“谗臣”。五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颠倒是非,结党营私,伪造圣旨,以示尊贵。这样的人才,就是“贼臣”。六是用花言巧语哄骗领导,使领导不能辨别是非,将领导陷于不义,私结党羽,狼狈为奸。这样的人才,就是“亡国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