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北宋徽宗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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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水浒传

写作背景：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水浒传》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80万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沧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 ，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孟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户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心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大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满了他慷慨豪爽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赐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就不乱了，我只是先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李鬼说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受，“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本身既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窨子，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杵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开始，但仍然迂回曲折。他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
　　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栖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导致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创作基础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小说取材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投降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

书名由来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

写作背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北宋徽宗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扩展资料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思想内容《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地描写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历史真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小说描写从高俅到郑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黑暗统治网，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小说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英雄气概、斗争意志和伟大力量。《水浒传》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而汇合、由盲目行动而变为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以及最后受招安、彻底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斗争的兴亡史。《水浒传》在真实地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生活的过程中，也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一些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农民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斗争策略方面的经验。《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史形成的思想局限。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忠君观念也对《水浒传》的作者产生影响。书中“赵官家”作为汉族政权的象征，显然同小说成书过程中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有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的招安政策，无疑也对招安的描写产生影响。因而招安的描写，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作者复杂的思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