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

　　摘
要：发轫于我国隋代的科举制度，到清末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方面，这些因素一起构筑了科举制度难以动摇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长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说明这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
　　我国科举制发轫于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一种制度能如此稳定，历史上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原因安在?颇发人深思。近20多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研究的热度不减，但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不多。这无疑是个难题，因为原因可能太复杂，或许可以轻松地说出几条“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却不容易。刘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举学导论》第六章《科举存废论》第一节中概括了时下的主要观点：“一、与贤能治国、精英统治的儒家理论相符合”；“二、标榜公平竞争，具有客观标准”；“三、牢笼天下英才，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则提出两点：“取士大权掌握在中央，有利于君主集权”；“以文取士”。他们说得都不错，也有代表性。不过笔者认为，科举千年不辍的原因，可从封建政治和科举自身两方面去寻求，但后者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此前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举贤能、揽英才，“中央”也并非无权。故本文侧重从科举制度自身出发，提出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点，其中与时贤论点一致的，予以补证。自知恐仍难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献鄙说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众参与，使科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何选拔人才参与管理，是国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谓“乡举里选”，常被后世学者理想化，具体情况虽因文献缺略而不得其详，但至少有一点应该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举者属“他举”（由他人选拔），自己没有主动权，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科举最基本的原则是“投牒自举”，彻底打破了“他举”的传统。何谓“投牒自举”，此语最早盖见于《旧唐书》卷119《杨绾传》，杨绾在所上《条奏贡举之弊疏》中说，“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云云(详见下引)。说得明白点，即读书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请书，包括递交“家状”等相关材料)，就可参加县州的发解试，其中的优胜者便可以一路绿灯，升到省试、殿试（宋以后）。《新唐书》卷44《选举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唐宋时代，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的私学“乡贡”最盛，形式上相当于当今的自学考试，不同的是它是当时的主途径。韩愈曾述逐级升贡的流程道：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若县，加详察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韩愈：《赠弦童子序》）
　　宋代虽取消了县一级的考试，增加了殿试，但“乡贡”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才以贡于学校的“生徒”为主。五代人牛希济曾形容乡贡的盛况道：“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这是“投牒自举”的结果，其热烈火爆的场面，是暗箱操作的“他举”时代绝对看不到的。

　　唐代由于录取人数少，进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过30余人，故即便是“投牒自举”，群众的动员面也有限，几乎让全体读书人都参与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断地扩大录取规模，使科举朝大众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是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记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馀人，……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上《议贡举》曰：“皇朝开宝以前，岁取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自克复伪国，吏员益众，始有廷试广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诒谋录》卷一：“国初，进士尚仍唐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这同时表明了宋代官僚队伍的补充，几乎完全依赖于科举，而扩大录取规模，也大大提升了科举的影响力。据初步统计和估算，有宋一代共举行过一百一十八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大致在10万至11万之间。省试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选，被州郡发解过的举子，当有百多万之众；而参加州郡发解试的学子，每州动辄数千人（大州甚至过万），中选的比例更小，往往数十名取一。那么有宋300多年间，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累计盖以数千万计。虽然这些数字都是估算，但说大众参与其中，当是事实。下及明清，科举皆为国家第一考，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无不有年轻学子为其守更熬夜，动员面之广，决非“察举”或“九品中正”可与伦比。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一个新制度的建构，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投牒自举”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他写道：“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试策者，著之于州。……”其下他设计了一整套如何复“古制”的运行流程，此略。总之，杨绾是欲退到上古的“乡举里选”和汉代的“察举制”。当时有不少人附和其说，但最终被否决。（《旧唐书》卷119）至宋代，也时有复古的论调。他们虽也道出了“投牒自举”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却不合时宜，也注定要失败。元初学者马端临说得好：“大抵须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文献通考》卷三二）时移事易，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举”到“自举”，是选举制度的一个质的飞跃。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人才录用方式的进步，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进步，表明了在皇权独揽的同时，将权力有限度地向民众开放，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一次提升。从此，至少在理论上科举给所有士子——无论他出身贵胄还是寒族——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自身能力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机会，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它由此也获得了“群众万千”的社会基础。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众的参与，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稳定性。
　　二、公平竞争，使科举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
　　凡将科举制与从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较的，都要提到科举的公平性。这的确是科举制最大的优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选拔上，“公平”却来之非易。由“他举”到“自举”，破除了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止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而最能体现科举公平原则的，则是考试。所谓“察举”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试，但却并不重要，只要荐举官“心证”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样录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没有用，“举秀才，不知书”的汉代民谣，是我们所熟悉的。左思《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就是表达对门阀制度下寒士备受压抑的不平。而科举则不同，它以考试为中心，用考试将举子推上同一个竞争平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用规范的方式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在封建社会制度中，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点之一。
　　实现科举考试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数途：
　　一是坚持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唐代科举已重视考试，但较之后世，它还没有将考试成绩作为决定去取的惟一条件。尤其是中唐以后，“公荐”盛行，取人重“誉望”(即社会名望及美誉度)，而考场上文章的好坏反倒不重要。“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当时称之为“通榜”。为了获取“誉望”，名列“公荐”，社会上用行卷的方式请托权要之风很盛。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这样，“公荐”必然流于“私荐”。这实际上是荐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破坏，表明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公荐”、“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考试开了方便之门，正如苏轼所说：“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苏轼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时，朝廷又狠刹请托风。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宋会要辑稿•选举》）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辩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真宗又诏臣下制定了《考试进士新格》等条制，确立了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从此使科举考试走上了规范化之路，为实现公正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证卷面成绩的真实性，彻底杜绝阅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要做到考试成绩真实，防止考场中挟带、代笔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举子在考场中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只要加强管理，严明纪律，辅之以惩罚，是不难克服的；而影响考试公平更重要、最恶劣的，是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考官接受请托而徇私舞弊。为此，宋代实行考官锁院制，试卷糊名、誊录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锁院”，又称“锁宿”，即朝廷任命的权知举、权同知举及其他考官名单一经公布，就须马上到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自端拱元年(988)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锁院”制断绝了考官接受请托的机会，无疑是个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将唐代制科曾用过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进士及诸科)殿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所谓糊名，又叫封弥、弥封，即糊住考卷上举子姓名等个人信息，而易以别的号码(宋人用几个字拼凑成字形，称“字号”)。在现代考试中，试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并不陌生。真宗咸平间,省试实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陈彭年等受诏制订《考试进士新格》，将糊名法制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从此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考试，都实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号，仍无法确保安全，因为欲作弊的考官还可用其他方法获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认笔迹、约定暗号等，于是宋人又发明了另一“高招”——誊录。誊录又称“易书”，即组织书手将举子们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评阅的是经人誊录过的卷子。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八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岁，礼部初置誊录院。”其他宋代文献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选举志一》等所记同。州郡发解试实行誊录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间。各级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考官评卷时不再能够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请托之风，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风也从此止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阅卷的公平和成绩的真实，使科举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过时文的程式化以达到评卷的标准化。在宋代考试的各主要科目中，诗、赋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严，如律赋需8韵、360字以上成，又规定若韵字平仄相间，则依次用韵，等等。策、论、经义，历来认为最“难考”，因为没有统一掌握的标准。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初，这些文体都实现了程式化。比如论体文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大讲)、使证、结尾(论尾)。进策与此相类。经义则有冒子(也包括破题、接题、小讲、入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举子必须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在叙述经义程式之后说：宋人经义“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从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场文字都必须用同一个“模子”，而其中的经义，发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场时文程式化，将科举所用的文学体裁工具化，成为专门用于考试的文体而远离文学，虽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但也解决了“难考”的“老大难”问题：严格的程式使难有客观标准的文章，变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写作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格式，也是举子最易失误、考官最易发现并无容置辨的“硬伤”，而计“硬伤”的成绩评定，自然就显得“公平”“公正”了。
　　总之，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之所以优于先前的“察举”或“九品中正制”，正在于它以“考试”为惟一的手段，用相对公正的方式厘定高下优劣，进行竞争和选拔。当然，“公平”只是相对的，更遑论“理想”。犹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试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优于“推荐制”，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不要说目前，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为士子为之奋斗的目标
　　登科举子的出路如何，既标志着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度，也关系到它的吸引力。质言之，科举若要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则将被冷落而无人问津，难以为继。正是在这一点上，科举以名利为诱饵，给了登第者最丰厚的回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诸儒注解古文珍宝》前集卷上）成了读书人的信条，像商人逐利一样，为它可以熬尽青灯、皓首黄册而不悔。
　　不过，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发达”，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进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经后以进士科为贵，但及第后只是取得出身，须再经吏部“关试”后方才授官，一般职位也不高。这是由于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贵戚集团力量还很强大，政权主要由他们把持的缘故。进士科登第后真正能够“发达”，是在上述势力衰微之后，具体地说，在贞元、元和之际这个时期，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举继承了中唐以后的传统,出路极好。宋也以进士科为贵，而科第出身几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证”，获取科名后的荣誉也远超唐代，如尹洙所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宋会要辑稿•选举》）
　　元初作家刘埙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也说：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薶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刘埙：《水云村藁》卷一一）
　　他们虽都对科举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也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而举子拼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据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参知政事中，科举出身者达162人，占总数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45%，御史中进士出身者占91%。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宋代以后，登第举子在官场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当然，欲实现“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用科举“束缚天下英俊”,单举上述仕途亨达者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在高级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时，也给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实惠。宋代举子在登第后不用再到吏部“关试”就直接授官。从太宗时代开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引者按：从八品）、大理评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宋会要辑稿•选举》）不仅起点高，而且晋升快。后来随登第人数的增加和冗官现象的严重，各时期授官拟职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异，此时期甚至乡试登第（俗称“举人”）即可入仕，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总之，在科举时代，上至宰辅，下至州县官吏，几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们握有各级官府的实权，同时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待遇，所谓“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空头支票”，而是“好梦成真”。
　　科举既给登第举子带来了美好的前程，同时也得到这部分握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拥护。由此不难理解历代读书人何以对它趋之若鹜，而科举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系，则使科举的社会基础和地位更加牢固，获取了延续千年的无穷力量。
　　四、举业官学化，科举满足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所谓“科举”，其实不是教育，许多学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学位制。科举的任务是“择士”（前述杨绾疏谓“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即选拔治国之才，而教育是“养士”。自然“择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要生存、发展，必须满足统治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获得长久延续下去的理由。
　　以进士科而论，唐宋时最被人诟病的是诗赋浮靡，无益治道。杨绾疏就尖锐地指出，自从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引者按：“杂文”谓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后专用诗赋，见徐松《登科记》卷一），明经填贴，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习诗赋而废《六经》，就“择士”的目的而论，是不合格的。入宋后，批评的声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道：“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场诗赋题目相当随意，即宋人叶梦得所说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诸如节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为题。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上言，主张只能在国子监有印本的经、子、史书中出题，诏可。（《宋会要辑稿•选举》）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详定贡举条制时也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出)。”
（《宋会要辑稿•选举》）要之，从仁宗时代起，通过“兼取策论”、限制出题范围等措施,在进士科考试中尊经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学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选人试经义札子》，反对以诗赋取士，其理由就是诗赋于“治民”无用，他说：“(举子)就使自能作诗，施于治民，亦无所用，不可以此，便为殿最。”（《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宁变法实行科制改革，用经义取代诗赋，所持理由相同。《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下面接着说:初，王安石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赵抃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但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的决心已下,于是熙宁三年（1070）首先在殿试中罢诗赋,熙宁六年在省试中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取士，实现了唐以来反对以诗赋取士的一派人的意愿。南宋上继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明清两代用八股制艺取士,实际上就是宋代的经义,只是程式更加板滞，行文完全偶对。
由用诗赋取士到以经义取士,决不简单地只是考试科目的变更,而是一步步地使“举业”(科场时文)向官学靠拢，最终完全官学化,使中举者成为合格的“官”。
　　南宋后期至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官学化，“举业”也不可能例外。理学创立于北宋中期，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从祀孔子，是为理学升至官学的标志。从此理学逐渐占领了学术文化阵地，自然也包括科举阵地。程朱义理成为举子诗文的思想准则，而朱熹《四书》则是考官出题的渊薮，决科射策者非《四书》不读，不许越雷池半步。明代科举“专取四子书（按即《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卷七0）可见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极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艺”。清康熙二年（1663）曾废制艺，但仅“行止两科而罢”。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张改移考试条款，实欲废八股，甚至废科举。章下礼部覆奏，称“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这就道出了“时艺”不可废的原由：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纯乎官学，蕴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废八股就有废官学的危险。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得以不废”。（《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举业官学化意味着科举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支撑，这无疑成为科举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清朝光绪结束
原因1科举制度的好处：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
2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3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
4对下层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公平公正性
5带动了教育的发展
但是后来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内容僵化阻碍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所选取的人才也不是真正的又能之才，而是皇帝的忠仆，不能做到任人唯亲，唯贤

科举（605年—1905年）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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