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74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它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识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它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主要由服装的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鹌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五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期因卷入经济犯罪，谪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请臣皆歌《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机会提出个人要求。沈期的歌词是："波尔时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的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服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员服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电脑笔记本，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服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这衣服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相送了。"其性质就好像现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总监的制服。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礼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下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个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有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头。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职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太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种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元年(1314)服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事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色公服，后来因为进京朝见，遇上庆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个人穿绯色公服，仁宗皇帝问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没能领取，便在宴会上赐他穿紫色章服，当场改换了衣服就座。近年，许将被授知制诰时仍穿绿色公服，告谢时当面赐绯色公服和银鱼袋，几天后又因奏对称旨，再赐紫色公服和金鱼袋。"假使领得公服以后，老没进步怎么办，相隔多少时间才可以再行领取？元《通制条格》有一道元惠宗关于支领公服的圣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请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会要》卷三一上，有一个关于向有关人员发放朝服的规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礼服，面料珍贵，制作考究，还有许多"法物"配套，当真有损坏的话，"自修理"代价不菲。《梦溪笔谈》卷二称："近年来京城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为凉衫，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可见爱惜朝服是一个传统。
不过我在闲读野史稗官时又发现，公服像似也可以定制的。庄绰著《鸡肋编》卷中称:"建炎（南宋高宗年号）以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过去许多对群臣的赐予，都减省了。只有官员初受任命时的鞍马、公服领取，依旧保存，但也打了对折。绍兴二年（1132），黎确由谏议大夫升官吏部侍郎，我看见给他的赐给物品细目表，后面还钤有皇上的御宝，居然有'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一只'这样的文字，太可笑了。其实这都是照物品价值付给现钱，只是减半发给吧。但有关部门办理文件的鄙陋，大抵类似。"照庄绰说法，南宋初年给官员发现钱使自制公服，是由于国家财经匮乏的特殊缘故。但是我在《明会要》上看见有这么一条："（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见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其缘故，或许因为国家发给的公服没有洗涤替换的配套，或许如前述任忠厚"几不及踝"，即发给的公服不合身材，于是量体裁衣，另行定制，制作中又趋时尚，逐渐走样，所以引起洪武皇帝的关注。惟公服的面料、花纹和颜色等，都有规定，市场上绝无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国营厂家，其他民企决不敢违禁生产，则官员自制公服的衣料从何而来呢？原来历代都有不时向百官赐予公服面料的惯例。《红楼梦》第56回，甄府礼单中有"官用各色缎纱绸绫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点生产这种衣料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一类厂家的负责人，所以假公济私，开了一次后门。
公服可以用国家发给的"官用"衣料按条例规定样式和尺寸定制，但表示品阶的饰物如补子一类，照例必须是国家发给的。这就像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制服，多可由部队后勤部门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衔级的领章、肩章之类，必须由上级按编制发给。清乾隆时，副都统（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金简受命代理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因其本职是武官，公服上缀的是兽类补子;现在受命兼署文职，便想弄个文补，又不敢开口向皇帝要，"乃于补服狮子尾端绣一小锦鸡，悚立其上"，结果被乾隆"降旨严斥，谴其私造典礼"，可见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惟事多前紧后驰，也是一条规律。即以前述金简一例论，一个副省部级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个补子，即遭处分，足见清代公服管理之严，但你看《儿女英雄传》里安公子的业师程老夫子，原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耐不住寂寞，竟也"买了一副自来旧的八品鹌鹑补子，……纱其帽而圆其领"地打扮了起来，以至安公子听人说"程师老爷穿了公服过来了"，唬了一跳。这个写在小说里的补子可买，应是清代后期的社会写实吧。
中国早期的服装多不用纽扣，只在衣襟处缝上几根小带，用以系结,这种小带的名称叫“衿”。《说文·系部》：“衿，衣系也。”段玉裁注：“联合衣襟之带也。今人用铜钮,非古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为了不使衣服散开，人们又在腰部系上一根大带，这种大带就叫腰带。由于腰带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所以古人对它十分重视，不论穿著官服、便服，腰间都要束上一带。天长日久，腰带便成了服装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饰物，尤其在礼见时，更是缺它不可。
其实不是这样，你看到的是戏剧中为了演出需要，官员需要上马、下跪等动作，这是表演自由自然的需要，古时官员是有玉带，但不是什么官都有，也没有那么宽大。
腰带其实更多的是装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腰带上还另外挂一些玉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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