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终年24岁，是中国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早熟唯心论者。自幼聪明好学。十余年钻研老庄著作，才思卓著，通辨能言，善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经》沟通，合称“三玄”，实则排击汉儒，尊奉老庄，却又标榜老聃与孔丘“同为圣人”。主要论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
王弼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王粥继承老子哲学中的“无”，并作为宇宙的本体，建立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何谓“无”？王弼所称的“无”，又谓“道”。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道曰。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其意思是说，无亦称道，它无名无形，无声无体，不可为象。然而这“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也就是说，宇宙中一切有形，有象、有声、有体之万物，都是“方”（即道）派生的。所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老子》三八章注）何以见得？王弼对此作了论证：
（一）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末的哲学范畴，用以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说：“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未。”（《老子注》第五二章）这里的“本”，是指无形无象的“道”或“无”，作为道的“本”是母，即道广无”）是“万物之母”。这里的“末”，是子，子是母派生的，因而“以无为本”。“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同上，第一四章）如果“舍本以逐末”，那就什么也弄不清楚了。这种“崇本息末”的哲学，是把“无”、“道”作为世界本源的。而思辩方法上却比两汉的元气自然论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认识事物的本体，要透过五光十色的现象，不能就事论事地追求细枝末节，而要抓住根本的“道”，做到“言不无宗，事不失主”（《老子·指略》）。这颇具合理的辩证因素，是人类认识史的深化。
（二）他以动静关系来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并不否认现实世界的变化，但却否认作为本体的“无”、“道”的变化。他认为现实的“有”的变化是相对的，而“无”的不变是绝对的，因而提出了以静为本，以动为末的形而上学的动静观，认为“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他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dǔ，专心）也。”（《老子注》第一六章）这就是说，万物千变万化，根源在“本”，而本是虚静的，动只是静的一种表现，最终总要复归于虚无寂静，即万物虽然都在动，但终归于静。这就把静作为动的本原，而静就是“无”的别名，以此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三）以歪曲自然无为来说明他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把道或“无”又称为“自然”，并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同上，第二五章）。穷极即事物的本体。在他看来，道是不动的虚静，亦即“自然”是“无为”不动的虚静。由于静是本，万物虽动，乃是静的一种表现，总要复归于静。那么，无为也是本，一切也要复归于无为。自然也是无为的，第一性的，自然界的有为都是从自然无为之本而来的。他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是“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这就是要人们“法自然”，要像效法方圆那样效法自然无为。这是为他政治上达到“无为而治”服务的。王弼主张“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顺物之性，不别不析”；“因物自然，不设不施。”他认为，人民饥而思食，寒而思衣，劳而思休，是人的生理本能，以此否定人为的努力奋斗。这种“无为而治”的空谈，实际上是在为封建制的合理性和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专政辩护。
为了帮助统治者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王弼一方面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思想，宣扬名教（包括等级制度，伦常秩序和礼乐教化等）是道或“无”的产物，是自然派生的。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这样，既抬高了名教地位，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强调了不要忘记根本而去追求名教的形式，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在子”（《老子指略》）。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作用。另一方面，王弼又直接提出了实行无为而治的主张。他认为，天下动乱在于统治者太有为了。“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注》第六五章）这就是说，统治者的任智任力，反而使民以其道还治其身，而民学得更聪明有智，就更难统治了。因此，与其费智统治，不如使民愚昧无知，“无心于欲”，“无心于为”。只有上下“无为”，方能不费力地统治百姓，达到“无为而治”。这就是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的实质。
以上说明，王弼把“以无为本”的观点推广到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而且在贵“无”的同时，主张贱“有”，认为，同“无”相比，任何“有”都是片面的、残缺不全的，“有”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只有依赖“无”或返回到“无”，才能得以保全。他说：“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同上，第四○章）
第二，“言不尽意”的认识论。言意关系早在先秦的《周易·系辞》中就论及了。儒家经典主张“言不尽意，书不尽言”。庄子一派把这一观点发展为言意对立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宣扬没有语言的意识。王弼则继承并发挥了这些唯心论的观点，进而提出“言不尽意”的认识论。
“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这是魏晋时期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重要内容。唯物论者欧阳建等主张言尽意，王弼主张“言不尽意。”所谓言，是指表达思想和事物的语言，所谓意，是指思想意识或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王弼所讲的“言不尽意”，是对儒家经典《周易》所讲的言、象、意的关系的解释。《周易》是古代的占卜书，它讲“易生天地”，和老、庄的道类似。它的根本思想是“顺天应人”，把“易”看作是支配天道和人道的始原，故“易者，不易也”。《周易》的每一卦都有自己的本意，本意表现在像上，像靠语言来解释。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英若象，尽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这个解释是对的。因为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但读了解释词不一定能理解像；理解了像，也未必能体会卦的本意。好比读了书，未必知其意。王弼把言、象、意加以区别的思想是可取的。而且含有承认语言、概念（象）有表达思想的作用，有认识工具的意思。然而，他又把这区别夸大了，把言、象、意绝对对立了。甚至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这就是说，要得意就得忘象，要得象就得忘言。因为语言本身不是象，象本身不是意。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好比不读书而能知书理；过了河，就可把桥拆掉。这就是离开具体事物，离开多学多问去把握万事万物的“道理”，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因为作为认识工具的语言和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意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言与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如果离开语言，就无法对客观对象进行思考，也无法表达和交流思想，这样只能陷入直觉主义的泥坑。
在认识方法上，他主张从根本人手，这点是可取的。但他把“崇本息末”同“崇无贱有”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忽视问题的直接现实性的一面，比如，只注意邪恶事件形成的某种原因，而不追究邪恶事件的肇事者的直接责任。在正与反的关系上，只强调反面力量的作用，忽视正面力量的作用，认为安全是由不安全一方造成的；保存是依靠反对保存的一面才实现的；圣功的齐全是由绝圣而取得的。把正面力量看成是消极的，把反面力量看成具有能动的、创造的作用的力量，这也是王粥认识方法上的片面性。
不过，王弼这些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政治观服务的。所谓“名教”，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总称。所谓“自然”，是玄学所讲的“道”（包括自然观和人生观）。这里，“名教”是自然（道）的产物，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要合符自然。所以，在王弼看来，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抓根本，不要追求那些名教形式。统治者应使老百姓“无欲”、“无感”、”无为”，才能使社会，自然，太平无事，封建秩序也就可以巩固了，这就是王粥哲学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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