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我读出了什么——读《我们的祖先》

2025-03-25 07: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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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成为自己　　　　一　　　　　　从《我们的祖先》三个故事中，我首先读出来的是自我的分裂，这是从《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读到的。三个故事中，这篇故事相对简单，更像是一个带着象征意味的童话。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似乎整个故事也可以像子爵那样一分为二来清晰看待——善的一半与恶的一半，或者说两个极端，并非一定是善与恶。卡尔维诺在后记中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讲善恶的问题，而是在“采用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分裂。在子爵身上，我首先看到的是童话般的神奇分裂——一枚炮弹将一个人从正中间炸开，从此两半人独立生存，善恶分明。很显然，这种对立明晰的写法难免让批评家们走向对善恶问题的探讨，并以为作者也在探讨善恶问题。
　　　　　　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想到善恶问题，也没有想到作者所感兴趣的现代人性格分裂或异化问题。我只是像个没脑子的读者一样完全被子爵的两半身体所吸引，我只想着下一步两半身体将发生什么。直到两半子爵都声称自己是梅达尔多，我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关人与自身的故事。读到左右两半善恶子爵要决斗，我预感他们要重新合成一个人。果然，在古怪而天才的医生帮助下，梅达尔多子爵又成为完整的一个子爵，拥有左也拥有右，善恶浑然合体——他成了一个完整的、但一般的、毫无性格的人。
　　　　　　卡尔维诺把自己的宗旨说的很明确：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但我并没有从子爵的故事里看出作者这个宗旨的实现，作为寓言，这个故事的寓意尚不明确，但也正是这种不明确让故事超越了寓言的境界，它提出了质疑。即使子爵从分裂的善恶两半恢复成了完整的肉身和性格，但却仿佛失去了自己。我相信，每一位合上书的读者都只能在脑子里保存善恶分明的两个半身人的形象，他们俩个性分明，一个恶事做尽，一个善良迂腐。这样想来，我反而觉得在被炮弹炸开之前的完整子爵和故事结尾重新恢复完整的子爵拥有的只是完整的形象，却根本没有做为一个人的精神的完整。或者像作者所说的，他拥有的是“愚蠢的完整”。如果一个人的存在是毫无性格的，他就无法成为他自己，这样的完整，倒不如一个恶事做尽的邪恶半身人。
　　　　　　当在故事里读出了这种想法，我相信我再次在书中找到了对自己的警醒。这样的警醒和我在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里读到的丧失自我的危机是完全一样的。不管这两位作者是多么不相干，但对于作为读者的我来说，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完全相同的。
　　“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卡尔维诺坦言说这是他过去现在一贯坚持的主题。读到这一点，我对自己的这次阅读经历感到万分欣喜，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作者，也在故事里读到了自己的内心追求。或许跟作家比起来，我的追求是渺小而不明晰的简单想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成为自己是更加重要的事。人的一生之中，难道还有比这一点更重要的吗？　　　　　　第二个故事《树上的男爵》最精彩。这个故事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骨骼”（作者称自己在写作时除了在哲学层面深入探索，还要给故事一副骨骼）。“以个人行为和准则来成为自己”的主题在《树上的男爵》里有了更深刻明晰的表达，但却表达的不留痕迹。我相信，一部好的小说要让作者的探索和表达完全隐匿在故事的骨骼之中，让读者在为故事激动喝彩时自然地获得自己的解读和领悟。《树上的男爵》就是这样一部漂亮的小说。在后记中，作者说这个故事不再是“一个时代不详、背景模糊、人物单薄、象征化的童话结构的故事。”而是有“精心设计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实的情节”，他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这个词的最传统的含义”。我认为，卡尔维诺品尝到的“小说的滋味”正是在作者沉浸在故事讲述中的快感，这种滋味对于读者也一样甘美。
　　　　　　在这种被故事淹没的阅读快感中，作者的表达和哲学探索并没有消失，它们像魔法一样自然出现，就如同咀嚼甘美的食物，滋味自然出现，这是一种模糊了介质的直接的感觉，是一种高超的小说境界。
　　　　　　当柯希莫男爵的故事快到结尾之时，他在树上对一个沙皇士兵说道：“许多年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树上。”生活在树上，这就是柯希莫男爵成为自己的方式，从12岁起一次争取自由的家庭冲突开始（我更愿意将对父命的违抗称为争取自由），他选择在树上生活，一直到他随路过树顶的热气球飞走，一次也没再下过地。与地面世界保持距离，只有这种方式，他才是“树上的男爵”，不管他是被称做疯子还是恶魔，他树上的一生完全是自己的一生。地上的人看来，他生活在树上的行为荒诞离谱。但他却比地上的人们更了解这个世界，如同他的弟弟“我”给伏尔泰的回答一样：我哥哥认为，谁想要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
　　　　　　伏尔泰对柯希莫男爵生活在树上的评价说，“从前，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观，现在是理智。”不知道卡尔维诺让伏尔泰说出这么一句话是有心或无心。我更愿意将它看做理解柯希莫男爵树上生活的一把钥匙。柯希莫男爵选择离开地面的举动看似疯狂，但他却从12岁那年开始了理智的一生。他在树上自我生存，学会各种技能，与各种人打交道，执着地爱上薇莪拉，疯狂地嫉妒，疯狂的阅读，构想自己的树上理想国……他做到了地上生活者做不到或怯于去做的事，因为他用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真正地成为了自己。柯希莫男爵，树上的男爵，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真正去努力实现自我和自由的人必定是孤独的。柯希莫男爵选择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在选择自我和自由的同时也选择了孤独。因此，爱情始终不能安稳地陪在柯希莫男爵身边，少年时期对薇莪拉的爱由于薇莪拉的离去无法实现；与西班牙姑娘乌苏拉的恋爱由于对方走下树回国而夭折；后来终于与薇莪拉在一起了，却最终由于执拗的理性和自我而失去了爱人。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柯希莫的坚持自我，他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在感情冲突面前，坚持理性的自己，便只能剩下孤独的自己，成为一只“理性的脊椎动物”。
　　　　　　　　至于卡尔维诺在后记里说到的其他人物的象征和内涵的延伸，我没有过多的兴趣去想，因为在我看来，柯希莫历经磨练完成自我这件事胜过其他一切。
　　　　　　三　　　　　　最后一个故事叫《不存在的骑士》。这个故事比起来前两个，显得更为“玄妙”一些。卡尔维诺在讲这个故事的诞生过程时，说它是“从思想出发到形象”。在阅读体验中，这种方式诞生的故事更容易让人感觉到不真实和玄乎，仿佛是由一些不具清晰形象的观念在担任故事的角色，更何况，《不存在的骑士》个关于“存在”的故事。可能正是这种原因，让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三个故事里最不精彩的。但我被卡尔维诺为故事寻找骨骼的本事所折服。虽然要讲的一个关于“存在”的故事，他却十分聪明地将故事的重心安置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两个“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青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存在的证据。
　　　　　　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卡尔维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没有像讲柯希莫的故事时那样“掉进故事”。他就像叙述者那位修女一样，用一支鹅毛笔在白纸上勾画人物，冷静而紧张地驾御故事——当然，作一个讲述者并不轻松。
　　　　　　作为作者，卡尔维诺在这个故事里介入的更多，他不时地借叙述者来讲述写作这件事本身。很有意思的是，我没有被他讲的故事淹没，却淹没在他所描述的写作这件事里。如果说作者保持理性驾御故事，那么，他在讲述写作本身的时候一定是忘我沉浸其中了。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对这个故事说上几句。一副空荡荡的盔甲由一种渴望存在的意志力所支撑着，在军队里成为真正军人的楷模（当然，他被上至皇帝下至士兵的人所厌恶）。不存在的骑士是纯粹的独立精神，他有一个由皇帝钦点的马夫古尔杜鲁——这是个纯粹肉体而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对截然相反的主仆是贯穿故事的线索，由于一系列爱情和追求的原因，作为主角的青年人和不存在的骑士各自踏上寻找的历程——我更愿意说他们都是在寻找自己存在的证据。空盔甲骑士阿季卢福尔寻找自己作为骑士的证据，女骑士布拉达曼泰追逐自己所爱慕的阿季卢福尔，青年骑士郎巴尔多则在后面追随着心上人布拉达曼泰……　　　　　　在这些观念化的人物和故事里，我只关心不存在的骑士一个人。彻夜不眠永不疲倦的阿季卢福尔对青年骑士郎巴尔说：“如果我打瞌睡，哪怕是一瞬间，我就会神智消散，失去我自己。”这句话就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纯粹精神的骑士就是追求自我存在的楷模。一个人必须时刻警惕保持自己的独立意志。人应当勇于踏入一切尘世风波和污垢，但一定要保持自我意志的独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丧失自我。在这个问题上，马夫古尔杜鲁是相反的一面，完全没有独立意志的人会随时将其他事物当作自己，他可以是石头可以是鸭子可以是池塘，但却始终不是自己。不成为自己则是真正的不存在。
　　　　　　　　王小波的师承　　　　　　读到《树上的男爵》，我马上想起了王小波的小说。在《我的师承》一文中，王小波将那些优秀的翻译家尊称为他的师承。但我认为，在故事的风格和行文的自由气质方面，卡尔维诺是王小波最直接的师承。柯希莫在树上飞奔的场景不只一次让我想起王小波笔下的李靖。李卫公用春宫图论证费尔马定理，虬髯公嚼草鞋嚼得腮帮子晶莹剔透，薛松家的巨型机关把刺客整得晕头转向，这些奇想都和卡尔维诺故事里的情节有着相似的气质，充满着自由不拘的想象，却绝对不是云天雾地没头脑的想法。
　　　　除了叙述风格的相似，王小波与卡尔维诺在思想气质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我们的祖先》后记中，卡尔维诺说他“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卡尔维诺的这一想法在王小波那里也表现的很明显。王小波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写小说时兜里总揣着两块“意义”，冷不丁抽出来就能把人拍蒙了。“我”写了一篇关于特殊性取向人群的小说，总编要“我”修改，说没有教育意义，没有反映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社会主义的优越。王小波对这种意识形态意义非常反感，他在那些想象奇特的小说里只追求自己的志趣和自由，正如卡尔维诺，王小波也不会被某种特定的文学观念所束缚。但我们可以在王小波的小说里看到不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嘲笑和反对，或许这是因为王小波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国度里，所以他在某些地方还是无法达到卡尔维诺那种叙述自由。
　　　　王小波说《我们的祖先》是“轻逸”风格（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讲到的风格）的典范。在卡尔维诺最初的小说《通往蜘蛛巢的小径》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种风格的存在，至少与同时期意大利描写抵抗运动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比起来，卡尔维诺的童话和寓言笔调就带上了“轻逸”的感觉。而王小波的《唐人故事》一系列小说中，也带有这种自由“轻逸”的感觉——或许这种感觉就是王小波与同时代小说作者之间最根本的差距，他同样不以所谓的意义和文学观念来压迫自己，只在思维的乐趣和想象的自由世界里畅游。
　　对于文学研究者和一些受到正统教化的读者来说，这些卡尔维诺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正是这些——内容，形式，目的，意义等等。翻开文学史教材，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每一位作家在文学史里都变成了稀呼呼的豆瓣酱，被装进书写者预定好的模子里。于是，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内容，形式，目的，意义——都一目了然了。这样一来，每位作者的个性就只剩下豆瓣酱里露出来的几个豆子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难免会被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所限制，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史叙述中完全失去了本来的个性——连露出来的几个豆子都被磨碎了的时候，就让人无法容忍了。
　　　　　　卡尔维诺在后记中说，“我希望三个故事在读者中引发未曾预料的提问与回答过程中开始它们真正的生命。希望它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在读完书并写完这段文字之后，我相信三个故事在我这里有了一点新的生命，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追求和所需要的勉励，也看到了自己正在丧失自我的危险。至少，我在赋予作品生命的工作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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