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改革措施具体是什么？

一、政治上

1、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

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3、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

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二、经济上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

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三、军事上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唐军取得多次大胜，最终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世民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 、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 、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一、政治上

1、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

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3、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

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二、经济上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

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三、军事上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唐军取得多次大胜，最终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有道名君。在唐朝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军队统帅，在即位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仍为三省六部制。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吏，户，兵，刑，礼，工」六部，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为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人公认的好皇帝，他励精图治，广纳善言，任用贤能经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使中华帝国进入另一个辉煌的时代。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