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孔子诗可以怨理论在后世的发展

“诗可以怨”是诗歌功用理论，它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成为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其深远，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古代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抒怨之作，他们人生坎坷，命运不幸，或因国家破裂而遭受战乱，或因仕途不顺而郁郁寡欢，面对这样艰难的人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怨情，因而以诗抒怨。古诗十九首大多怨诗，豪放的李白也有《行路难》等多篇怨诗，杜甫除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一首快诗外，绝大多数诗都是怨诗，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中晚唐经安史之乱社会凋敝，日益衰落，社会矛盾尖锐，怨诗不计其数。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泊秦淮》、李商隐的《无题》等都是抒怨名作，宋、元、明、清的怨诗更换死无法统计。
其次，对其他文学体裁的影响。
“怨”这个创作动机也扩展到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宋词情感强烈，不管是柳永抒情意味浓厚的爱情词，还是苏轼、辛弃疾的咏物词、咏史词、送别词等，都多抒怨之作，一如李煜“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怨时间之易逝。明代陈洪绶评点戏曲《娇红记》时提出“怨谱”说，他总结这部悲剧说“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娇红记》第五十出《仙圆》批语），“怨谱”说从理论上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点，是“诗可以怨”创作理论在戏曲创作上的扩展。可见“诗可以怨”已经从单纯的诗论范畴引申到用于词曲、戏剧、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
最后，对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
屈原作楚辞，是“发愤抒情”，他在《九章》首篇《惜诵》开篇即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在《离骚》中反复抒发自己的怨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因为自己不被所处世界理解和接纳，所以要“发愤抒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提出“发愤著书 ”说，《史记》也同一般的官史不一样，它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愤是更强烈的怨，是怨的一种升华。他认为这些圣贤名人是通过“发愤”这种类似于抒怨的激励才能写出那些伟大的作品，认为发愤是文人写作的强大动力。南朝钟嵘《诗品》中有大量以怨评诗的评语，“情兼雅怨”、“文典以怨”、“怨深文倚”等经常出现；认为抒发怨是不可抑制的情感。元结论诗，强调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发挥诗歌的规讽作用，他在《系乐府十二首序》中又说明这十二首诗的创作是为着“尽欢怨之声”，认为“尽欢怨之声着，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杜牧基本文学观点是“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提倡“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的作品。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更是推动了“诗可以怨”理论的发展。他在《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己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旨有弗平者乎？在这里，韩愈指人就像世间万物一样，受外界破坏失去自身平衡就会“鸣”，人因为不平而要行于言，发于声，“不平”就是心有不满，心有怨情。到了明清，“可以怨”的创作理论引入小说领域，金圣叹提出“怨毒著书”说，蒲松龄自道《聊斋志异》的创作旨趣，为“孤愤之书”。从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钟嵘“以怨评诗”→元结“尽欢怨之声”→韩愈“不平则鸣”→金圣叹“怨毒著书”→蒲松龄“孤愤之书”，可以说“诗可以怨”创作理论深深的影响着各个时代的杰出文学家和批评家，无数文人的创作理念都是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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