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思想文化差异

2025-03-25 02: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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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中国人与西方人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中国人先整体后部分，先集体后个人，先原则后具体，西方人与我们正好相反。同时，我们偏重于用直观的方式看问题，西方人偏重于用逻辑推理的方式看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大家，哪有自家？”在西方人看来，就像我们看待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没有个人的自由，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团体的自由，哪有国家的自由？”一样，都是十分难以理解的。另外，我们比较强调静态，西方人比较强调动态。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地缘关系，其二为语言文字。
中国古代是一个发达的农耕社会，从而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哲学。农耕社会憧憬安居乐业，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家族发展得很快，自然而然地形成家族观念。和为贵、中庸的思想逐渐形成，天下太平是我们一种理想追求。古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以航海、商贸为主的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商贸、航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熏陶出来。从而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孝”的观念。
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无须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同时这种语言文字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拼音文字，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正是直接表意功能的这一缺陷，导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统发展了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弥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细的语文。如英语就有性、数、格，主、谓、宾、定、状、补和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容易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而中国的语言文字，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没有一本语法书。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从而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
由于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长治久安，静态的文化，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于是产生宗法制，。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中国人注重原则，西方人注重细节；中国人喜欢在看重一般原则，西方人看重具体问题。在一件事情的“责、权、利”上面，中国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集体轻个人，在权力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集权”；西方人在权力上重集体轻个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分权”。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中国人有“无讼”思想和“伦理至上”的观念——讼，就是争是非曲直于官府——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不愿面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中国人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官本位”思想严重，藐视制度和法律，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在情、理、法三者之中，中国人先情、次理、后法，西方人先法、次理、后情。中国人重面子，西方人重利益。
在研究学问方面，中西方也有显著差异。中国人形象思维能力强，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非常发达，如写诗，填词。在实践性强的技术方面，中国人超前于西方。如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建造了都江堰、赵州桥。而对抽象思维领域，人们没有多大的热情。庄子与芝诺年代相当，他的著作里面探讨的几个与芝诺悖论相似的问题，没有得到后人的研究与发展。就是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也没有从计数和测量的实用中脱离出来。中国人的学问围绕着人来展开，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非常发达。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闻名于世。西方人由于语法体系的原因，造就了他们较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抽象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兴趣。语法体系中的各种分类方法，其实就是现代的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就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形式逻辑也已经包含在他们的语言成分里面。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有两样东西至关重要，一是分类方法，二是形式逻辑。我们研究事物，不外乎对事物做出新的分类或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生物学为例，先用“界”作标准进行分类，把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后用“门”作分类标准，分别把动物、植物进行分类；依次用纲、目、科、属、种对上一级分类结果进行分类，这样构成的一个概念体系，寻找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生物学。物理学也是这样，宏观、宇观、微观，恒星、行星、卫星，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质量、能量、动量，力、速度、距离等等这些概念，就是把事物用某一标准进行分类，并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西方语言蕴含着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科学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发展。而在我们中国的语文中，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都没有，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背后的理论的研究，削弱了我们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往往表现出技术超前、理论滞后的现象。四大发明之中，火药，来自于道士炼丹，发现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东西弄点火就爆炸，然后就把火药应用于制造鞭炮，以及后来简单的大炮。对于这木炭是什么？这硫磺是什么？为什么会爆炸？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后来西方人研究出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能量，从而发生了爆炸。指南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不管怎么样去摆那块磁针，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而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它变成了我们用来看风水的工具，但没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西方人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磁和电是同时产生的。科学没有产生于文明一系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我想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陈寅恪在论中国传统思想时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真是异常精彩，堪称不易之论。
前面讲中国古汉语缺少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而是讲分类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古人没有把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这跟古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分类的方法，并把形式逻辑确立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学科，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类容。中国古代对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运用最好的是历史学。司马迁编写《史记》，创制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在《史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事情，组织得有条不紊，得益于本纪、列传、和志、表等为标准的分类；在探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言之有据、立论中肯，令人信服，其中运用逻辑不可或缺。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为允当。中国古人在伦理学方面，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也运用得很好。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别，中国人在人伦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数千年。老子相传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历览前朝兴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赵高演绎的“指鹿为马”两千年来反复上演。“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刘邦封异姓王、赵匡义“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诛杀功臣给出了最好的解读。
前面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还统治权于人民，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同。语文由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发展。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较之于之前的五个甚至十个世纪还要大。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印迹。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印迹，那我们就不成其为我们了。在这些印迹当中，有一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些是仅仅适应古代农耕社会的。
我们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源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发展我们祖先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超越时代的部分，源于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残留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印迹，源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没有很好地发展、树立起来。”
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于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思维方式上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表现为西方人更重实用，而中国人则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艺术上，如绘画，欧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就使她们飞了起来，意境深远。毕加索认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都在东方，这绝非毕氏自谦之辞。徐悲鸿画的奔马之所以形神毕具，得益于中西技法的融合。
东方以静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但是东方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对工业化发展和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应是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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