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然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我认为当前自然观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对自然观的论述中喜欢采用科学理论中相应的数学公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陷入科学理论自身的深究中去的倾向。我认为应该尽量用简洁的方式来叙述问题，不要引用过多的数学公式和避免对科技理论本身的深究。在自然观的研究中应该时刻注意两点：第一，自然观要把握住其本身作为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而应该对自然科学技术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第二，自然观作为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家的相关政策，诸如“科教兴国”，“科技创新立国”等政策要有参考和借鉴的作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自然观在本身的形成过程中过多的引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则会失去其一般性和普遍性。因为自然观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因而要对整个自然界起指导作用；它不是仅仅来自自然界的某一部分，并对这一特定的自然界的某一部分产生作用的。而引用的公式一般来自某个学科，所以其不是普遍成立的。另外专职于科技工作的人员一般也都是从事某一个职业，所以对于非他所从事行业的学科他可能并不了解或者了解很少，所以在他学习和研究自然观的过程中那些与他的职业关系不大的公式他可能不熟悉。这样的话对公式的讨论或者借助于公式来论证自然观的做法意义似乎不大。这是其一。其二是，自然观若果要作为国家在制定科技战略的指导思想，那么它本身的叙述应该简洁但不失深刻。这样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难实施，但可以作为一个尝试的方向。近年科学出版社引进了多套日本理工科教材，范围涉及电子、电气、信息、通信、自控、光学等等基础学科和先进技术。比如象“21世纪电子电气工程师系列”，“电子电路读本”，“图解电子电路读本”等等。这类图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编写的过程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分析具体的定理、公式的推导过程，也没有过多的拘泥于具体题型的求解过程，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整个学科范围内所涉及的学科体系的介绍，尽量做到覆盖面广，使得读者在阅读相应的书本之后能够对整个学科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书中有很多图表，看起来非常容易理解。同时仅从厚度上来说这些图书相比其他的同类图书都比较薄，象国内的小学生课本一样的厚度，给人的初印象就是没有了对砖头一样厚的巨著的恐怖，感觉比较容易接近。如果自然观的研究能这样做，那么一些非“专业人士（指专门做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者）”就比较容易学习并接受它了，从而使得自然辩证法更容易对现实世界起到指导作用。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人才稀缺，使得当前自然观的研究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培养具有较高哲学素养和科学修养的人才，以便使自然观的研究能同步于或者紧随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观作为哲学的核心之一，与科学的关系是直接互动、辩证作用的。但无论自然观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总是要受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决定着自然观的形态。恩格斯讲过：“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自然科学的进步决定哲学家前进的隐喻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决定着哲学的发展。自然观是与自然科学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理应受到科学的制约。但现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很可能存在着自然观的研究与它的理论来源――科学技术相脱节的情况。理工科出身的人在哲学以至社会科学方面的修养可能比较欠缺，而文科出身的人在科学理论方面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加强同时具备较高哲学素养和良好科学理论功底人才的培养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三、对自然观的作用重视不够，自然观的研究有和实际脱节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应该加强强调自然观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对社会、经济（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与作用，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经济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加大宣传自然观的现实意义。在教材（《自然辨证法新论》（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章“当代自然观”中，感觉对自然观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这个问题阐述的比较少，另外在本书中自然观与社会的关系放在了第七章“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中来讲，这样感觉有些减低了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力度。另外在有关自然观的有关例证中所举例子有些嫌老，本人认为这类例子最好和现实的结合度能够紧一点，这样方能体现自然观当下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在自然观部分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教学中可以尝试用多媒体手段来加强教学的效果，这方面的素材很多，有记录片，有相关的流行歌曲（象迈克尔•杰克逊的“Earth Song”,“Heal the World”的MTV都深刻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等等；在论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反面典型时，现实中的例子很多。例如：国家对地方引进外资的条件虽然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高污染企业不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资办厂，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在广东东莞上班的时候去公司需要经过一个有一万员工的外资大型印染厂，那个印染厂的周围常年都缭绕着恐怖的烟雾，随烟雾飘浮着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其他的电子厂、塑胶厂的污染虽然比印染厂要小一些，但其数目更多，在那边几乎可以说是遍地都是。然而这些厂照样是天天生产，年年如此。我曾经想过为什么当地政府不停办这些工厂，一任其自由的污染着我们头顶碧蓝的天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的自然观在经济利益驱逐下变的扭曲了，或者可以说他们没有正确和完整的自然观。虽然有国家法律，有地方规定，但对那些人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更悲哀的是我们为了经济的利益不仅允许别人来污染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加紧着污染自己的家园以至我们自身。在我原来的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化工行业的一些情况（我原来从事的工作是化工自动化设备的设计与生产），据我了解，中国化工比较发达的几个省份基本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河北等，但同时这些地方的环境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自己亲自去过浙江和江苏的几个地方，有亲眼的目睹；也在和同学的谈话中听到一位来自浙江某个乡镇的同学说起他们那里的化工污染就很严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看到的后果了：近年来当地妇女的自然流产率明显增多了。这些现实的事例让我感到触目惊心，但又深感无可奈何。所以希望在自然辩证法的相关研究中加强对这些方面的强调与宣传，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热爱地球，共同珍惜我们共同的家园的良知，我不认为这些事情只能是某些民间的环保团体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做的道义上的呼吁，自然辩证法应该能站起来摇旗呐喊，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古代中国缺少一个明确的纯粹的自然图景，这和古希腊正好相反。从米利都学派的泰斯勒开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就将自然看做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对象加以整体的研究，他们希望找到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之后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等无不提出自己关于自然图景的思考，而其出发点都是自然和人类社会是不同的，进而推断自然是可以被人类所认识的。从自然和人类社会两分，进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真正自然成为实验研究的对象。

而在古代中国，由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盛行，对自然的关注是为了更好的关注人本身，或者是为了逃避社会，都不是为了探索自然本身的奥秘。在儒家经典《周易》中说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9]，而在道家经典《老子》中则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此来主张“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由于没有独立的纯粹的自然图景，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沾上道德、伦理、政治等因素的痕迹，如道家炼丹是为了追求脱离现实世界，天文历法的研究更多的是为了证明朝政的得失，班固在《汉书》中说“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0]，太史公在《史记》中说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11]。研究天道只需要研究人道，人与自然是一体的，研就天是不能排除人的影响的，反之亦然。

科学研究，尤其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实验法，其基础就是认为自然和人两分，从而可以在研究自然的同时摈弃人的影响，而这样的思想在中国是没有的。

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古希腊临海的地理位置、非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及其人在自然面前主体地位的确定。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的确立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注重自然研究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哲学家很多都是大科学家，比如毕达哥拉斯、泰勒斯、普罗泰戈拉等。

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着从原始宗教向理性觉醒的过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这种过渡一直没有结束，人不仅没有从对自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反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在自然面前更多的是顺从而不是抗拒，对自然现象更多的是包容而不是去理解，平时活动更多注重的是在“天人合一”下对人的关注，在自然面前人没有自主的地位，也就失去了理性主义生长的土壤。

中国传统的自然观由于是将人和天看做一体，其基本特征便不再是指向外而是指向内，所谓“反求诸己”，研究的重点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内在的人。儒家讲究“慎独”、“正心”，通过反求内省以达到对外界世界的把握，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这便将人的认识活动完全带入社会伦理的范畴而背离了认识客观真理的方向，正如马克思·韦伯指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成为圣人需要的是修身养性的积累，需要的是悟道，不需要逻辑思维，因此中国古代的人与人之间的辩证逻辑很发达，而用以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形式逻辑相当缺乏。战国时期仅有《墨经》中可以透露出一点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追求，在名家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点对概念的形式逻辑分析，即使是喊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卿，也不得不认为“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12]，而对科学研究则认为“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

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下，所有的对自然的探索都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说有理性也是一种实用理性，一种经验主义，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稼穑，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4]，由此发展出了以算术为核心的数学、直接服务于历法的天文学、关乎政治统治和民间疾苦的医、农，如《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虽然可算是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但都是经验技艺和经验体会的描述多于理论分析和概括，难以上升为理论形态，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顺从，强调天道的和谐与人道的和谐是相通的，由此将社会伦理关系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和遵守世间伦理道德成为同一件事情，最终将伦理道德关系推上了古代中国认识论的核心地位。

探讨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天成为了人间伦理的本体论的载体。《易传》中的卦象本来是对自然现象观察的反映，却变成了人的道德特征理论依据，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天刚健地宽厚，君子应当以天地为法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西汉时董仲舒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用天象的稳定来证明世间的稳定，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被看成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5]正是以天为之比喻。经过魏晋隋唐时期释道的冲击，到宋代形成了“理学”，即“新儒学”，其自然观依然是以沟通天人关系来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其所谓的“天理”与以前的“天道”、“天命”基本都是同义词，朱熹提出“理一分殊”而强调“万理归于一理”，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从而将自然神秘化、权威化、伦理化，个人只需要“听天由命”就可以了，将个人的实践限制于道德践履的范围内，理学所谓的“格物致知”在于对“良心”、“本心”的探求，至于对自然的探求是不在其所谓自然观的视野中的。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使得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追求超过了对自然的探求，古代“经世致用”的核心是“措之天下, 润泽斯民”，其目的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塑，立足点是在经术、治道，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被认为是“鄙事”而不足以为之，被认为是“奇技淫巧”，宋朱熹将《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绝对化，把“道”和“理”等同起来，把“器”和“气”等同起来，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道成而上，艺成而下”成了普遍的社会观念，研究科学技术的人于社会“功名”无涉，很多杰出技术发明家不为史所传，如宋应星、贾思勰等即名不见史传，如此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被长期漠视，人们所感兴趣的也是皓首穷经而已，科技发展失去了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