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学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贯穿了蔡元培的全部教育思想,包括他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所采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其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办学方面的集中表达,亦是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进一步加以解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1]。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大学,而且是客观事物普遍的规律。他的这种观点,既包含了我国古代哲学中“和”的辩证思想,也符合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当时不仅为社会各种进步思潮提供了自由讨论、传播的场所和机会,而且就高等教育办学而言,亦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学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科学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科学和文化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是大学的基本社会职能。如果大学思想活跃,人人都可以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地进行思考和探究,那么科学和文化就会日新月异,整个社会也充满活力;反之,如果大学弥漫陈腐之气,到处是千人一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因袭与复制,稍有创新即视为异端,则文化和科学就会受到压抑和摧残,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此类例证屡见不鲜。
蔡元培强调大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大学区别于中小学和高等职业学校的一个根本特性。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他提出自己对“大学”的解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1912年,他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初,就亲自起草并颁布《大学令》,提出“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招收大学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大学院生”,规定“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3]。这些改革,奠定了我国现代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基础。大学之不同于中小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研究工作在大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的职能为大学独有,是由大学在社会文化和科学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发展水平。大学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学教师如果没有不断创新的学术研究,那么他的教学不可能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大学的研究工作做不好,其教学工作发展也就不会有后劲。因此,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学生的基本理论学习,他没有简单地就教学论教学,而是在加强教学管理的同时特别强调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他看来,教师如果不从事科学研究,就难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上进的状态[4]。北京大学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当初蔡元培提倡“研究高深学问”,鼓励“有新发明之学理”,并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分不开的。强调大学的研究性质,并非意味着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相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是多种层次、多种门类、多种体制的,这样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1917年,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5]。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对这两类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蔡元培主张应有不同的办学方式。在大学,应当引聘终身研究学问的学者为师,以全面培养学生成为研究型人才;在高等专门学校,则应当重视实际操作练习,并可以延聘技师、管理人员等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进行相关教学。在回答周春岳对大学改制的异议时,蔡元培作出这样的解释:“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质之差异,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无他意也。” [6]可见,他是将这两类学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蔡元培提出分设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模式,而该模式在德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在20世纪初也明确划分出“研究型大学”这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英国近年来则明确提出“研究主导型”和“教学主导型”的大学分流[7],其目的都是为大学多种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管理机制上的保障。
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意味着容忍在大学讲坛上百家争鸣,而且包含了学校在管理上不过度干预的思想。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包容了各种学派的学者,甚至同一门课有时由不同学派的教师同时来讲,譬如旧派的黄侃和新派的钱玄同就同教文字学。学校并不因学派迥异而废其一,不干预他们采取各自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学生也往往两边都听,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师聘任和管理方面,蔡元培主张“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李大钊、胡适等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他不论其信仰和派别,不求全责备,专用其一技之长。如延聘的辜鸿铭戴瓜皮小帽,拖长辫,但英语极好;刘师培曾是替袁世凯称帝效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经学、文史都好,他们均能在北京大学各显所长。对那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包括那些混饭吃的洋教员,蔡元培都坚决辞退。为此,英国公使朱尔典曾出面交涉,甚至告到教育部,蔡元培也不为所动[8]。他在北京大学实行专家治校,成立教授会。这种民主的管理体制,不仅在破除学术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效率。蔡元培十分重视学生在大学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欢迎蔡元培回任校长的欢迎会上,他说从“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中看出了学生的自治能力,认为学生“但能在校中保持这种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问题。能发展这种自动精神,学问上除得几个积学的教员随时指导,有图书仪器足供参考试验外,没有什么别的需要”[9]。蔡元培还特别注意管理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他致力于完善学校内部民主决策组织和制度,其意在“任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像德国大学那样一年换一个校长,也能保证“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 。
总之,蔡元培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十分丰富,窥其一斑,足可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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