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大处而观之,陆游、辛弃疾二位词人有四点明显的不同:一、二人的词学观有所不同:陆游对词的创作一直抱着一种既暗自喜欢、又十分鄙薄的矛盾态度,总的来说是重诗轻词,视词为“小道”、“馀事”,而辛弃疾对词则倾毕生精力为之,把词作为自己政治理想、人生经历与生活感受的主要“陶写之具”。二、因第一点而起,陆游词中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主体意识的表现仅仅是偶尔的、不集中的和不够鲜明的,而辛弃疾的词则集中地、鲜明地、全面地呈现了他作为民族英雄与时代精英的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相应地,放翁词只是局部和片段地反映陆游的战斗经历和生活情况,而稼轩词则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辛弃疾的战斗经历和生活情况。三、同样作为作者自我形象的呈现,放翁词里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文臣(尽管一度披上戎装)的形象,而稼轩词里呈现的是一个资兼文武的大将军的形象。四、就艺术风格而言,虽然两家都大致趋向阳刚雄豪一路,但由于放翁毕竟是一位衣冠文士,而稼轩则是一位老军人、老战士,所以放翁词大多以轻倩流利、精能圆熟见称,稼轩词则主要以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为美;放翁词颇多清旷飘逸之气,稼轩词则富于沉郁顿挫之慨。
现在对这四点逐一加以析论。
一、词学观的明显不同。陆游一生,始终对词这种新兴的诗体意存轻视。他在“靖康”南渡、词人普遍转变词风而以词作为抒怀言志和反映社会现实之一体的时代背景下,还基本上像北宋人那样,仅仅把这一富有活力的新兴诗体视为“小道”和“馀事”,这显得十分保守和不合时宜。他对词的抒情性质持一种十分矛盾和迷惘的态度——一方面暗中喜爱,不时以这种体裁言志遣怀,甚至抒写男女之情;另一方面却又发表谴责小词的言论,并作“自我检讨”,对自己“未能免俗”地写过一些词感到后悔不已。比如他在《长短句序》(载《渭南文集》卷十四)中这样说道:
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馀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余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
在另外一篇《花间集跋》中,他更通过谴责“花间”派诸人而菲薄词体道: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
这两篇文字大约写于他六十五岁前后,大致可以代表他大半生对词的看法。他到晚年(八十岁以后)所写的儿篇谈词的文字,其词学观点略有变化,对词体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对其“摆落故态”而能表现“跌宕意气”的抒情功能有所肯定和赞扬。但无论如何,他大半生对于词的保守偏激的轻视态度以及他对词的独特审美方式的缺乏了解,毕竟使他对于词的创作失去了应有的热情,从而未能投注较多的精力,去发挥他本来具有的天才和优势。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词的题材、形象、意境、风格等等诸多方面。
而辛弃疾对词的基本看法和创作时的具体态度则与陆游大不相同。辛弃疾虽然没有像陆游那样写过专门的论词文字,但从一些零星的材料和他本人的一些诗、文、词作品里所表露的思想和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在词的创作上抱着一种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着比较先进的文艺观点。他并没有把词视为“小道”和“馀事”,而是视之为自己言志抒怀的主要工具(亦即他的门人范开所谓“陶写之具”)的。拙著《辛弃疾词心探微》曾经勾稽有关资料,证明辛弃疾有一整套带有强烈战斗性和功利性的作词主张,这套主张的主要之点是:一、主张以“气”为本和以笔代剑;二、主张以从唐代杜甫、白居易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作诗态度来作词;三、力主词要写真情实感,反对为文造情;四、认为词不但像诗那样“可以怨”,更“可以怒”,亦即认为词是“发愤抒情”和“写胸中块垒”的最佳艺术形式;五、认为词既然是志士仁人雄心壮怀的“陶写之具”,其风格追求就应该是“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亦即自觉地趋向阳刚雄豪一路,而不要去与莺娇燕昵、风情娈婉的传统词风争长短。[3]由于具有这样的与陆游大不相同的作词主张,辛弃疾就不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游戏笔墨,偶尔作词以娱宾遣兴,而是倾毕生精力为之,把词当成了自己政治理想、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的主要载体。
二、作者自我形象、人生经历和主体意识表现上的明显差异。这个差异是由两人词学观的不同所导致的。辛弃疾是把词视为抒情言志的主要手段,倾其毕生精力为词,所以在收词多达620馀首的一部《稼轩词》中,自述身世经历、呈现作者自我形象、表达作者主体意识和反映作者日常生活的作品极多,借助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还原出一个十分完整和生动的抗金民族英雄辛稼轩的形象,较为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到他的思想意识和感情生活。读《稼轩词》,恰如读一部艺术化的“辛稼轩自传”。而陆游,因为他卑视词体,视之为“小道”、“馀事”,只是在作诗之馀偶尔游戏笔墨作一点词,因而他的自我形象、主体意识、生活经历等等绝大部分都写进了他的诗里,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写进了存词总数只有140馀首的《放翁词》里,[4]因而这些对于稼轩词来说是最显个人特色的东西在放翁词里就只能是一种零星的、片段的和不够鲜明的甚至是偶尔的呈现。关于这点差异,我们只消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了。辛、陆二人各自都有一段终生难忘的从军经历(辛弃疾是青年时在山东聚众抗金,加入耿京的队伍,曾与金兵血战;陆游则是壮年时从军汉中,在国防前线有过一段“铁马秋风大散关”的不凡经历),他们在晚年都多次用笔来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可是,同样是在词中表现这段经历,二人便大不一样:辛弃疾是在词中多次地、集中地、形象极为鲜明地咏叹自己的这一段历史,让人们只要一读他的词,就对这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抗金英雄留下了极为鲜明完整的印象。而陆游则因为其重诗轻词的文学观念,把他最难忘的这段人生经历大量地写进他的诗里,在放翁词里只有前引《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及《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等两三首词提到了这段“匹马戍梁州”的经历。因此,陆游词里对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的表现远远不是全面和完整的,我们如果只读放翁词而不读放翁诗,就无法全面认识他这段经历,更无从了解这位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的堪与辛弃疾比美的思想全貌。
三、军人之词与文人之词的不同风貌。除了上述不同之外,辛、陆二家词还因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角色的不同,在作者自我形象的呈现上有大不相同的面貌。同样是抗金志士和曾经从军的战士,但辛弃疾是真正和敌人打过仗的武士,南渡后又带兵平息过茶商军和农民起义军,还创建过“飞虎军”,所以他的忆旧之词,写的都是自己作为军人和统帅的实战经历,呈现的是一位军人和将军的形象。而陆游,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文士,虽然一度从军汉中,但只是军帅(川陕宣抚使王炎)幕府中的参谋,未曾上战场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过(当然,那时宋、金双方处于停战时期,历史也没有为他提供参战的机会),所以尽管他也曾夸张地、虚构地描写过自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的经历,但呈现在放翁词中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度客串武士的文臣的形象。清人谭献在比较东坡词与稼轩词所呈现的作者自我形象时说:“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⑥读辛、陆二家词,亦可作如是观:放翁词中呈现的是“衣冠伟人”——亦即文臣的形象,而稼轩词中呈现的则是“弓刀游侠”——亦即武士与将军的形象。
四、风格即人。既然放翁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他们的词中所呈现的作者的主体风格便因社会角色和主体意识的差异而各呈异彩。总的来看,虽然二家词都大致趋向阳刚雄豪一路,但放翁词基本上属于豪放的文人词,其作品大多以轻倩流利、精能圆熟见称,让人体悟到太白式的诗人的潇洒;稼轩词则显然是豪放的军人词,其主导风格是纵横驰骤、大声镗鞳,给人以霸王式的横行天下的“不可一世”之感;放翁词颇多东坡式的清旷飘逸,稼轩词则富于沉郁顿挫之美。这种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导致的风格差异,有二人的代表作品在,无需再来举例论证。再有一种由二人性格与心胸气度不同而引起的作品风格差异,则需在这里举例予以辨析。陆、辛二人的个性虽都属于豪爽一类,但还是有较大的差别:陆游性格比较疏放直爽,甚至趋向颓放,连他都自号放翁。这样的人胸无城府,抒情言志时喜欢直说,而较少含蓄。而辛弃疾则是一个长时间担任军事统帅和方面大员的领袖型人物,他有勇有谋,沉重多思,他的友人陈亮甚至认为他为人“沉重寡言”。⑦这就使他养成了一种深沉含蓄的胸襟气度。这样的人言志抒情时,必多郁厚含蓄之笔。对这种由性格、胸襟之不同而导致的风格差异,我们只要将两家的题材与主题相同的作品对读,是不难找出例证的。这里仅举一例。试看放翁词中有这样一首《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拿这首词与前引辛弃疾那首《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对读,可知二词主题惊人地一致,都是写英雄失意的牢骚。可是风格之异却一眼便看出来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点道: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陈廷焯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放翁人格胸襟之意,只是在作辛、陆二家词的风格比较,认为二人词风虽都趋向雄豪一路,但陆词发越,辛词含蓄;陆词浅而直,辛词郁而厚。差异极为明显。应该承认,陈廷焯的看法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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