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钦差大臣》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俄国的一些基本情况，政府组成以及对市长的要求

时代背景：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充满社会矛盾和斗争的时代，一方面以农奴制度为基础理论的俄国封建专制在拼命地苟延残喘，一方面基于缓慢但是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革命民主主义，使得阴云密布的天空出现了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新时代的曙光。
19世纪的俄国是欧洲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当西欧主要国家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时，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后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异常强大，沙皇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是俄国地主的总头目，他既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又是全俄的主宰，具有无限的权威，全国任命必须绝对服从，并且沙皇用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来维护统治。一旦农奴发生暴动分驻各地的军队立即前往镇压，沙皇政府还实行书刊检查制度，限制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器是十分强大的。这些国家机器的使命是维护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这为沙皇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条件。
在俄国对待农奴制问题上俄国一直存在两种道路，一条是农民和革命主义者为主的主张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废除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另一条是以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地主也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鼓吹走改良的道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便产生了分裂，无法集中力量来反抗沙皇专制政府。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革命鼓动活动，“1858年有86次暴动，1859年有90次，1860年有108次，这些暴动表现在以反抗整个农奴制度为目标，而不和以前一样单为反抗个别的地主，各地农民都拒绝履行‘强迫劳动’及支付‘免役税’并对派往镇压的官吏和军队进行抵抗”。这使得俄国出现了革命的形势，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且由于沙皇还拥有着强大的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能有效的镇压农民起义，于是革命形势没有演变为农民战争。这让沙皇政府能够自上而下进行有利于地主的改革，从而能缓解矛盾进而瓦解了可能进一步发展的革命形势。早在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就第一次提出了要废除农奴制，他说“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发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因而自上而下解决要比自下而上解决好得多”。
在19世纪中期俄国仍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此时俄国农奴制以走向衰落，是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促使商品经济从内部瓦解着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如“谷物的商品率在19世纪初为10%，到19世纪中叶增加到20%，这样地主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中央黑土省份成为商品粮食的生产和贸易基地，除商人外贵族也直接参与粮食贸易。农民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在粮价上涨的刺激下，农民也越来越多地把剩余粮食和畜产品运往市场，以换取货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打破。”于是土地也逐渐商品化了，土地买卖频繁。随着俄国粮食出口的激增使得地主们为了维护和提高自身利益不断地强迫农民劳动，甚至收回份地，农民几乎成为奴隶，但这样不但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使生产率越来越低，剥削农奴已无利可图。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破产者增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并且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异常缓慢，在19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也正在进行中，而俄国没有一点工业化的迹象。“1860年俄国铁产量为29万吨而德国铁产量在1850年就有40．2万吨，俄国的铁路有1500公里，而英国有1．5万公里，且俄国出口的是农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这一切都表明俄国以逐渐沦为西欧各国的原料供应地。”
这是因为封建的农奴制将农奴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使工业的发展缺乏劳动力，而又由于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使农奴无力购买商品，这又使本国资本主义缺乏国内市场，这都表明农奴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19世纪中叶的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沙皇严厉控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农民多数愚昧无知，只知逆来顺受。还因为俄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于是就形成了俄国人民淳朴、忠厚、老实的民族性格，他们在沙皇的统治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对农奴制不满但不敢也不想到要推翻沙皇的统治。所以俄国在1861年改革前的封建沙皇专制统治是比较稳固的，虽然有一些农民暴动但未达到颠覆沙皇统治和割据一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