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 (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 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20世纪以后出生的人，姓名都比较简单。在秉承先辈姓氏的前提下，取一个字或两个字作为名就算完事。对于他们来讲，“名字”是一个单纯词，意义不可再分割。但是，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独立的意思，不可混为一谈。这里专讲古人的“字”。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名以外，又另取字。《礼记·檀弓》称：“幼名，冠字。”这句话的解释是：“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 时加“字”，当然是说男子；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人一出生就要起名，是为了分别彼此，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之中。对小孩直呼其名，不会有什么顾忌，但同样对已经成年者，便显得不够尊重，取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必须对人称字不称名，这要依对话双方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当者，尊称别人用字不用名，谦称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也可以称名而不称字，这样显得更亲切。如果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那么取字就是为了明尊卑 。这是名与字功能的基本区别。
字独立于名之外，但又与名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古文字学，“字”有滋生之义。因此，我们也可以理 解为古人的字，系由名滋生而来。
现在人要字也是可以，法律并没有禁止，只是我们日常是不常使用到！
可能是潮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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