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弯区规划如何？现在进展怎样？

1 协作原则从“为市场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竞争”转变

供不应求和短缺现象是粤港澳大湾区早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只要能够引进先进的技术，将更多的产品更快的生产出来，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竞争性市场的缺乏使人们很少有进行深层次的技术自主革新的积极性。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大部分领域逐渐面临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下降局面，就有必要强化人们为市场而竞争的积极性，打破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垄断格局，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鼓励人们加强市场竞争，实现对生产的投资向对竞争的投资的深刻转变，从根本上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

随着湾区特别是广州、深圳等城市实力的迅速增强，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香港，趋同性开始显现。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多，合作的空间似乎遭到挤压。一些学者对粤港澳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亦有学者在区分粤港合作与竞争主体的基础上指出，新时期下粤港竞争的领域多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层面，而民营企业和社会领域仍然是合作多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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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种争论都刻意回避了粤港之间基于市场竞争基础的合作可能性。事实上，充分的市场竞争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不可或缺。改革开放初期，恰逢世界分工格局演变和产业转移，粤港之间的互补性极强，迅速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分工合作模式，尽管粤港两地都从这种分工合作模式获益匪浅，产业迅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但是竞争的缺乏也导致技术效率较低，经济发展的外生性特征非常明显。

随着珠三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粤港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竞争恰好能够激发并迫使经济与社会各界人士注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基于竞争的深化合作对于粤港澳各地人民都是利大于弊，是新常态下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的新使命。

2 协作重点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寻求新的合作基础之外，粤港澳大湾区不同构成部分的差异化发展事实也必须得到重视，这也是大湾区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各个城市面临相应的问题和困境，调整的重点因而有所不同，能够率先创新突破制度瓶颈，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城市必将获得新一轮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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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梯队：香港、澳门作为中国最早进入发达社会的经济体，香港和澳门的发展程度远远领先内地，尽管在经济总量上，中国沿海一些城市已经接近甚至实现了赶超，但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依然显着落后。此外，这种领先并不局限于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更加广泛的领域，例如在专业服务和公共治理等体现软实力的方面，香港和澳门更是独具优势，而这恰恰是一个经济体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也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第二梯队：广州、深圳广州和深圳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一般的高收入国家，相对于大湾区其它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技术高度显著占优。由于产业层次业已达到相当高度，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也就意味着广州、深圳继续提高‘硬实力’的空间没有早期那么大，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依靠技术边界的外移，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展开直接的竞争，另一方面，技术边界的外移却并不容易实现，且较为缓慢，这就需要着力提高该地区的‘软实力’，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供给、文化环境等方面，以此吸引更多优质要素的集聚。在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香港和澳门（尤其是香港）在专业服务、城市治理、公共政策等领域，无疑将为粤港澳开拓新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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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梯队：珠海、东莞、惠州、佛山、肇庆、江门、中山

相比于以上四个城市，第三梯队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略为滞后，但与国内其他许多城市相比，其产业层次并不逊色。这几个城市的主要问题在于较低的经济运行效率，也就是外生性的技术进步。这意味着这些城市仍然具备一些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空间，尽管空间已并不如早期那么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过分追求产业高级化而忽略了产业合理化，导致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不足，无法发挥协同效应。

因此，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继续追求产业高级化并不可行，通过产业合理化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互补才是关键。这些城市需要重点推动资源要素的跨部门流动，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增加各个行业的技术强度，最终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技术水平，这也是该类型城市继续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边界外移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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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合作，经济结构调整首当其冲，尽管调整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大湾区的大部分城市而言，更为妥善的发展策略并不是加大技术研究与开发力度，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于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教育、人力资本、生产和生活环境和医疗等“软”的方面，以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即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实施技术创新活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合作并不意味着排斥竞争，高度发达的大湾区更要主动展开竞争，倡导当地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在水平市场与其它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只有依靠激烈的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实现内生性技术进步和内涵式发展。

3 协作领域从“经济领域”向“社会和行政领域”全方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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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及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引致经济增速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以及经济风险上升等现象。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如何化解困难将在全国起示范作用，广东政府也在积极研究推进结构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港澳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并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章去引导企业自律，企业在法律留白的广大范围中完全自主，而企业一旦有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则根据法律对之进行明确的惩戒，以维持健康的市场秩序。这些制度经验皆有利于广东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广东近年积极推进政府转型，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方面香港的多元社会治理经验对广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香港和澳门一直保持着较为自由的社会形态，拥有丰富的社会协同治理经验，高度自治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自律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很多公共服务。香港也是世界上非政府组织(NGOs)最密集的城市，非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缓解政府有限资源的限制，更能可持续地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这些都是粤港澳三地政府未来协作过程中可以思考的方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举行，传递了更多新的信息，这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了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肇庆、珠海、香港、澳门这11个城市。湾区经济总量大、包含人口多，有望成为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珠三角的11个城市，这些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各有各的优势，大湾区的建设能使城市间实现资源互补，实现创新融合发展。广州、深圳、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最重要的三个城市，他们的资源互补性也很强。
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从资金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中比较占优势的是香港、深圳和广州。其中香港的资金总量最大，近似于深圳与广州之和，远远领先于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其他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能促进城市之间的融合，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深化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和产业优化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对香港、深圳、广州有利，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澳门等城市也将从中受益。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了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肇庆、珠海、香港、澳门这11个城市。湾区经济总量大、包含人口多，有望成为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