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是我国漆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但由于其历史短暂,留下的漆器也就所在无多了。不过,迄今已发现的秦代漆器,除了四川青川郝家坪有少量出土外,其他一百九十余件均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木匠坟秦墓中,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6期；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木匠坟秦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也就是说,荆楚地区在秦代仍然是漆器最重要的产地。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百八十六件漆器均为木胎,其器胎质地和制作髹饰工艺基本上承袭了楚国的技术和方法。如器胎质地大多为木胎;木胎的制作绝大多数是挖制、旋制和斫制,与楚国漆器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木胎外涂黑漆,里涂红漆,也与楚国传统的髹漆工艺一致;彩绘是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描绘几何纹、卷云纹、凤鸟纹等图案,与楚国漆器彩绘相近。不过,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漆器,除了在器胎质地、制作髹饰工艺上基本继承了楚国的传统外,还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卷制薄木胎增多;二是分工更加严格;三是商标色彩明显,如部分器物有烙印或针刻的"亭"、"亭上"、"阴里□"等表示产地的字样。联想到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陶器上有"安陆市亭"的字样,可知这些漆器同陶器一样,都是在"安陆市亭"管辖下生产的。秦代云梦属安陆,说明这些器物都是本地生产的。
汉代是我国漆器生产规模和技术发展的高峰,也是荆楚地区继春秋战国后漆器生产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标志是,人们对漆器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铜器,漆器已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荆楚地区均独占鳌头。荆楚地区发现的汉代漆器,以西汉早期居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湖北云梦大坟头、江陵凤凰山和湖南长沙马王堆等汉墓。如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漆器八十一件,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1号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江陵凤凰山167、168号汉墓分别出土漆器九十余件、一百六十余件,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长沙马王堆1、2、3号汉墓分别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四件、二百件、三百余件。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长沙马王堆2、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同楚国和秦代漆器相比,西汉早期荆楚地区出土的漆器具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薄木胎比例增大,尤其是夹紵胎、卷木胎日见其多。如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共出土漆器八十一件,其中夹紵胎达二十四件。二是生产工序更加细密。如将刚髹过漆的器物置于荫室以加快漆膜干燥速度的工序--?,就是西汉早期正式确定下来的。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记有"?"字的竹简四枚,就是对经过这道工序的漆器予以说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三是髹饰工艺有长足的进步,其主要标志是"锥画"、金银箔贴花工艺的运用和扣器的出现。所谓"锥画",是指在髹好的漆面上用锥等尖锐工具刻出花纹图案。它与雕刻(或针刻)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一般只是划破漆膜的表层,而后者则一般是将漆膜完全划破,后德俊：《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与楚国漆工艺的关系》，《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锥画"装饰,是我国漆器中该类工艺最早的代表。在长沙陡壁山曹?墓出土的漆器中,部分在器表施金银箔贴花;在长沙砂子塘1号墓中,曾出土有银扣漆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这两座墓的年代均属西汉前期。
在江汉地区西汉早期墓出土的漆器中,有少数烙印有"成市草(造)"、"成市饱(?)"等标明器物产地的文字,如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即出土了几件此类漆器。有的学者以为,这类漆器是当时蜀地成都的作坊生产的。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后德俊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类漆器应是当地的产品。其理由如下:这类漆器在胎体制作、髹漆、彩绘等方面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漆器并无明显差异,不像是异地制作;成都与江汉地区距离遥远,在当时陆路运输困难的情况下,长途贩运易磨损的漆器,无疑会大幅度提高产品成本,如此昂贵的漆器自然是身份并不太高的凤凰山167号墓墓主难以奢求的;楚国曾达到了我国漆器生产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江汉地区的漆器生产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云梦睡虎地秦墓漆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直至秦代江汉地区仍然具有较强的漆器生产条件和能力,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到成都去购买漆器。后德俊：《湖北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这一论证是合乎情理的。
也有学者根据长沙在汉代不产漆,也未见设置工官制造漆器,进而推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漆器都是外地输入的。俞伟超：《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考古》1975年第6期。不少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其依据有二:第一,《史记·货殖列传》谓"陈夏千亩漆"。陈夏战国时属楚,汉初轪县(今河南光山县西北息县界)又与陈夏毗邻,陈夏生产的漆运到长沙制造漆器是十分便当的。其实,汉代不仅陈夏有漆,今湘西北一带也是产漆区,这里离长沙更近。第二,历年来,长沙出土不少战国至西汉的漆器,无论就其器物形制,还是花纹装饰或图案组织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长沙楚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大部分应是在本地制造的。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83页。
西汉中期以后,荆楚地区的漆器制造朝着精工细作、富丽堂皇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漆器制作技术提高、制造工艺中各道工序分工更加明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所谓"野王紵器,金垒玉钟"就是指的这类漆器制品,考古发现的被标明为"乘舆"的漆器,也属此列。后德俊：《湖北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就髹饰工艺而言,最突出的进步是金银镶嵌技术的发展,即较多地采用贵重金属作扣件,以致生产出"银扣黄耳"、"金错蜀杯"(《盐铁论·散不足篇》)一类的高档产品,如湖北光化五座坟5号西汉墓出土的银扣彩绘漆奁和银扣金平脱漆奁,就是这类器物的代表之作。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此外,"锥画"工艺已由原来纯粹的锥画图案发展到在锥画出的图案中填上色漆和颜料,产生了类似青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的效果。针刻技术已发展成为"戗金"工艺,即在漆器纤细的针刻纹饰中填以金彩,如湖北光化五座坟3号和6号西汉墓中出土的两件戗金漆卮,便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漆器戗金标本。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年第3期。
荆楚地区的西汉后期漆器,仍以湖南长沙出土最多。如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后期墓中,就出土有不少精美华丽的漆器。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4期。
东汉时期,荆楚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漆器发现较少,只有湖南衡阳等少数地方的东汉墓中出土过漆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衡阳苗圃蒋家山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54年第6期。这可能与当时盛行的砖室墓墓室环境使漆器不易保存有关,但更重要的缘由恐怕是瓷器的兴起。
从战国时代开始突飞猛进的漆器制造业,进入汉代,在造型和髹饰方面,都多有创新。这一现象在荆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与任何事物一样,漆器制造业也未能逃避盛极而衰的命运。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页。漆器原本是弥补铜器价昂、陶器易碎的弱点而兴盛起来的,并曾以其优越的性能取青铜器而代之。未料,就在漆器达到高潮的西汉,已埋下衰退的危机。东汉以降,随着性能较漆器更为优越的瓷器异军突起,漆器制造业的规模便日渐萎缩了。然而,漆器在传统深厚的荆楚地区并未绝迹,荆楚地区的漆器制作工艺非但没有失传,反而向更为精进的方向发展,只是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受到瓷器的强大抑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荆楚地区出土文物中比较少见,除了某些夹纻胎漆佛像外,值得一提的只有湖北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227年)墓中的漆器。在该墓众多的各类器物中,有一件唾盂非常引人注目。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这说明荆楚地区的漆器制造业依然不绝如缕。
唐代,荆楚地区的漆器制造业仍然沿着魏晋以来的小规模、高规格的方向发展,其生产中心在江汉平原和襄州(今湖北襄樊一带)。代表这一时期漆器工艺进步水平的是圈胎漆器和"库露真"。
在江汉平原南部今湖北监利县的一座唐代砖石墓中,出土了八件漆器。这八件漆器虽然仅在内、外表分别髹红、黑漆、无任何饰纹,但其胎体除一件漆勺是用整木雕成外,其他七件都是采用一种全新的工艺制造的。这种工艺即圈胎。其做法是采用零点二厘米的杉木条,一圈圈卷制成器形,外裱麻布,然后髹漆。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保管组：《湖北监利出土一批唐代漆器》，《文物》1982年第2期。这种工艺是在战国时代出现的卷木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髹饰录》中"棬榡"的工艺范畴。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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