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辽宁兴城
天启六年那次，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号称“十三万”大军（实际为五六万）将宁远城团团包围，努尔哈赤以必克之心，不惜一切代价欲攻占它。当时，关外明军，除了袁崇焕独守孤城宁远，已全部撤到山海关。就在这孤立无援、听任后金兵围攻的危机情况下，袁崇焕率军民顶住了它的猛烈攻击。努尔哈赤损兵折将，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宁远转危为安。
宁远遭到第二次危险，是在努尔哈赤败退不久，仅隔一年多，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夏，努尔哈赤已去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为报其父宁远城下之耻，亲率大军先攻锦州，再攻宁远。这次与前次不同的是，明军又返回到关外已弃城镇，筑城布防，特别是又有锦州作为宁远之屏障，而它本身又加强了自己的防御能力，明军自是有恃无恐，顽强抵抗，继续发挥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威力，很轻易地击败了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此时，松山决战刚刚结束。毫无疑问，宁远已成了清军下次进攻和夺取的主要目标。眼下，尚没见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辽西走廊暂时呈现出沉寂的状态。稍有点军事经验的人都会看出，这种一时的沉寂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
吴三桂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身处孤危之地，仍然坚守着。而朝廷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能力，又使他增强了坚守的信心。当松山城破两个月后，崇祯十五年四月初，崇祯立即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国榷》，卷98，5921页。赶往宁远，整顿败卒，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峙粮饷”最为重要。经松山一战，明在关外仅剩宁远、前屯、中前、中后四城，其中宁远首当其冲，如若失守，其他三城则无法保障。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还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作固守之计。崇祯发帑金12万，户部发折色银30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陆续运至宁远。指示他将这些钱粮“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以2/3给三桂，剩1/3给白广恩、李辅明二将所统之兵。如三桂招募新兵，即准按户给食。《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85页。
钱粮已足，吴三桂等又请示盔甲、弓箭、枪炮等军需。四月二十日，崇祯当即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奉命，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89页。
在很短时间内，宁远集兵三万余人，军需已足，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崇祯意识到守住宁远的重要性，凡有吴三桂、范志完所请，无不允准。他把吴三桂视为辽西安危的保障，专责其抵御清兵。因此，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步步逼近，明政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辽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而三桂专心守御，不断加强宁远的战备。我们从一份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三桂对清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他派出得力将官率“惯哨兵丁，远出侦探”清兵动静。他们“昼则埋伏深涧重，夜则且哨且行”，侦察到大量可靠的“虏情”，他向朝廷作了详细奏报，得到崇祯的重视，指示：“关外门备御宜周，著再行严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242号卷，第16号。此时，已至明亡前夕，三桂非但没有降意，仍一如既往，坚守危城。
自松山战后，至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时间，清兵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皇太极企图利用祖氏兄弟及其他汉官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收不战而收宁远之效。另外，他大概不会忘记乃父和他本人两次攻宁远的惨败教训，宁远并非强攻所能奏效，况且他也深知三桂骁勇敢战，武力强逼过甚，必激起他拼死一战，可能招致他第三次宁远城下之败，且不说损兵折将，就连他的威信也怕是扫地以尽。他宁愿不厌其烦地劝降，即使等待下去也在所不惜。第二，松山战后，他又派他的弟弟阿巴泰等为“奉命大将军”率大军进关袭明，如同时发动对宁远的进攻，力量惟恐不足。第三，皇太极身体不好，不断发病，特别是他的爱妃宸妃刚刚去世，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也减弱了他在军事上大举进取的锐气。因此，宁远才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进攻。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明年始，改元顺治。因为他年龄太小，众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由于正为皇太极办丧事，也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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