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什么是"拿来主义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的。鲁迅并不是反对“送去”，“送”是免不了的，甚至还是需要的；鲁迅所反对的只是一味地“送”，只“送”不“拿”。鲁迅说：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既是文章的标题，也是文章的主旨。在鲁迅的笔下，“送去”一旦成了“送去主义”，再加上还“讨”得洋人“送来”些什么的，那可就要成为丧权辱国、媚外求荣的卖国主义了。“送去主义”是“闭关主义”碰了一连串大钉子之后的产物。君不见鸦片战争洋人的枪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大门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府“送去”了什么吗：国土、主权、白银、文物、苦力、奴隶，从“古董”到“活人”，从人格到国格。就在鲁迅写作本文的时候，国民党政轮液府给日本渣颂帝国主义送去了东三省和热河省，还给别的帝国主义国家送去了“租界”等等，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至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竟也被挂上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长此下去，自然“国将不国”，只有当亡国奴的份了。那么西洋人、东洋人又给我们“送来”了些什么呢：洋枪、洋炮、洋烟、洋货、洋教、洋文化，洋人的糟粕渣滓夹着靡靡之音，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决着中国的堤坝，浸泡着中国人的家园。在中国人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当头，在中国土地上“全盘西化”的谬论竟然甚嚣尘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鲁迅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战斗的怒吼：反对卖国的“送去主义”，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恶意的“送来”；我们要爱国，要让贫弱的祖国富强起来，为此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头脑、有眼光、有辨别、有挑选，沉着而勇猛地把富强的西方国家的长处腊梁物和优点统统“拿来”。
鲁迅本人就是自己所提出的“拿来主义”的杰出执行者。鲁迅自己有“送去”外国的，但从外国“拿来”的更多：他的三百多万字的译作，他自己编辑出版的多本介绍外国优秀美术作品（尤其是版画）的选集，多次筹办的外国优秀画展……这都是明证，证明鲁迅是真正的“拿来主义”者。
可鲁迅的光辉思想却被人曲解了。
曲解之一：主题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这种“继承”论是长期以来对《拿来主义》最大的曲解。几十年来中学语文课本编者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观点，编者通过课本的“提示”“习题”以及统编“教参”“教学用书”向全国的中学师生灌输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因此也就成了对广大中学师生最大的误导，这种误导以至于延伸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提出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要总体理解文意。而与之配套的《教学用书》所收录的徐中玉的《创新必须择旧》一文则明确指出：《拿来主义》是“讨论继承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一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同样是新版《教学用书》所收录的北大中文系《〈拿来主义〉分析》一文也明确指出：通过大宅子的比喻，“阐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道理”“本文是专谈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实际上这就是课本编者所理解的本文的文意。但是我们的读者只要稍微认真地读一读原著，就能够轻易地看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可以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前后两半部分，或者说中间还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段（包括两个自然段）。文章的前半部分在仅用一句话批判“闭关主义”作为引入之后主要批判“送去主义”，后半部分主要是提倡“拿来主义”。但前后两半部分却不是平分秋色，前半部分是为后半部分蓄势，作铺垫，后半部分才是文章的主旨，这只要看一看文章的标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总体理解文意的时候，既要把着眼点放在后半部分，但也不能对前半部分视而不见。“闭关主义”是不送不拿，不去不来。那“送去主义”是谁“送”给谁？自然是中国人把自己的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送给“洋人”，送给外国。而“拿来主义”又是谁把谁的“拿来”？当然是中国人把外国人的好东西都拿来。就是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洋为中用。所有这些无论是“闭关主义”“送去主义”“拿来主义”分明都是就横向而论，就中外关系而论，就对外政策而论，通篇是一条线贯串下来的，怎么可能又突然冒出个什么纵向的古今遗产继承论？如此这般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显得格格不入？鲁迅明摆着的这多么简单（却极重要）的立论，多么清晰的逻辑思路，几乎凭着直觉一读就懂的浅显道理，到了那些学问高深的“权威”们的笔下怎么就变得如此“南辕而北辙”，背道而驰，不可思议了呢？
曲解之二：主题是批判遗老遗少的封建复古主义，提倡古为今用。此种“古今”论观点其实与上述的“继承”论之说同出一辙，皆是纵向立论。外国人的东西需要横向拿来，若是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则属于纵向继承。既如此，要真是老祖宗的东西何需说“拿”，而“继承”外国人的东西又从何谈起。难道要从外国人那里“拿来”才能得以“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吗？这种捉襟见肘的“继承”说既然不能成立，“古今”论自然也就不必多议了。
曲解之三：主题是既批判“盲目排外”，又批判“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提倡“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并举并重。新版的《教学用书》就认为本文论述对外国文化遗产和本国文化遗产的态度。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并举并重”论貌似全面，实则同样是对鲁迅原文的曲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鲁迅论述的是如何对待外国的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但却是既非单是“文化”方面的，更不限于所谓（文化）“遗产”，而且应该说显然还有比“文化”更多方面的内容，更多的也恐怕应该指的是现代化的、崭新的、先进的东西。其二，《拿来主义》的主旨是提倡“洋为中用”而不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是对的，也是鲁迅的一贯主张，但它却不是《拿来主义》的立论所在，不能把它硬拉来和“洋为中用”搭配在一起塞进《拿来主义》的主题里面来。因为把错的或者不恰当的论述和对的论述相加起来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就像“-0.5+0.5”不等于1而只能等于0一样。
曲解之四：“大宅子”纵向比喻论，认为“大宅子”的比喻属于古今纵向继承的比喻，这个纵向比喻要么导致本文主旨是关于继承遗产的立论，要么就只能算是鲁迅的一个“败笔”，云云。江苏的匡吉先生就在《中学语文》杂志上撰文指责这是鲁迅的“败笔”而无需“为贤者讳”。我们不能苟同“败笔”说。“大宅子”的比喻是《拿来主义》一文后半部分的主体，占了后半部分的大部分篇幅，不可不弄明白设喻的用意所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凡设喻多是就近取材，取读者所熟悉而容易理解的事例，所以鲁迅选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宅子”设喻。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要表达“拿来主义”的主题，大概没有比“大宅子”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比喻了。大宅子所比喻的三种情况真是恰到了好处。就是过了六七十年之后的今天，“败笔”说的作者也没能举出更为恰切的例子来作为设喻的反驳。只要你认真读一读鲁迅的原文，你就可以看到：鲁迅讲的是一个穷青年得了富家翁的一所大宅子，鲁迅叫你不要问它的来历，而只要问对它的三种情况的态度，也就是应该怎么办？注意：鲁迅在这里说，且不问这个穷青年是“骗来的，抢来的”，或者是“继承的”“换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其实，既是“穷青年”，又何来“大宅子”“继承”？“继承”只占鲁迅“且不问”的四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自然不是一般的人）硬是情有独钟，舍三取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穷究不舍呢？况且鲁迅明明要我们“且不问”，可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却偏要向“牛角尖”“问”到底呢？其实在这里，穷人显然不是富翁财产的纵向继承者。在这里，穷人与富翁的关系，穷人与富翁在“大宅子”中的关系，恰恰是横向的穷富关系，就像当今世界上穷国与富国在先进发达的物质、文化、科学、技术中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古今、纵向、继承”的关系一样，不是富人变成穷人，穷人继承富人，不是富国变成穷国，穷国继承富国。明确了这一点，那些竟归过于鲁迅而画地为牢穿凿附会的论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会明白鲁迅为什么举穷人与富翁围绕“大宅子”的关系来设喻的道理了。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叹服鲁迅“大宅子”的比喻是何等的形象贴切，恰到好处，何等地具有点睛之力，点睛之美，也就会明白鲁迅的“拿来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强调发展中的国家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面这一立论具有多么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曲解之五：主要是阐明文化问题。新版的《教学用书》就明白地提示“大宅子比喻文化”，指出《拿来主义》所要阐明的就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书中所收录的徐中玉的文章则更是把它缩小到只是讨论文学问题，把“文化”压缩到“文学”）这种“文化”主旨论几十年来始终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居于指导和主导地位，但只要看一看《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和论述内容，就不难认清这显然是对《拿来主义》主旨的贬低和缩小。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白色恐怖盛行，文网严密，“禁谈国事”的国民党当局的检察官对报刊的每一篇进步和革命的文章都在进行“明诛暗杀”，迫使勇而有谋的鲁迅的许多文章不得不采取“障眼法”，使用曲笔，“避实就虚，顾彼忌此”，不能直白，所以我们不要忽视鲁迅在《拿来主义》中诸如奚落、反语、揶揄、讽刺等等笔法的运用，不要把《拿来主义》文章中“碰了一串钉子”之后“别的且不说罢”这类把当局卖国的事实藏于“别的”词中的隐语轻易忽略去而不再深究它所隐含的深意。仔细琢磨鲁迅在文中的用笔，读者不难感触到作者有时是顾左右而言他，在指桑骂槐，其中还包裹着声西（送去欧苏）而击东（送给日寇）的立意，别有一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滋味。鲁迅文中虽有“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这种意在给检查官造成错觉的话，造成似乎“此文与时局无关”的假象，但只要你细看一下就会读懂它谈的正是“时局”，而并非“单是”说的“学艺”。因为文中说到的内容，并非“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而是至少可以依次开列如下：枪炮、中国的大门、地下的煤、残羹冷炙、鸦片、废枪炮、香粉、日货、洋货、鱼翅、烟枪烟灯、姨太太，等等。难道这些都只是“文化”吗？当然不是，而且可以说都关乎国计民生乃至民族存亡。显而易见，《拿来主义》所论述的，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所要拿来的，虽然包括“文化”方面的东西，但同样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当然是批判地有选择地为我所用，使之既是属于世界先进的东西，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如果像一些“权威”们所诠释的：鲁迅的“拿来主义”所要拿来的只是“文化”，包括中外的“文化”，或者像有些人原来说的只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后来又转而说是外国（或者说“外来”）的“文化”，云云，如此这般，鲁迅《拿来主义》的题旨真谛就被他们人为地活活地阉割了，凌迟了，“拿来主义”的思想高度也就被他们这样斯斯文文地给大大地降低了。
在《拿来主义》发表了15年之后，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但鲁迅的“拿来主义”却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在解放以后的头30年里，曾经泛起过一股“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思潮甚至鼓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方面是闭关锁国，名曰“防修”，固步自封，而不思革故鼎新；而另一方面却把最好的东西一点也不吝啬地送给外国人，把差的留给自己，美其名曰“国际主义”，以至于人们以能购买到所谓“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为荣。一些人把中国的传统秘方、科技情报拱手送给外邦，让外国人在这些方面的产品轻易地超过中国并且得以压倒中国，还美其名曰“友谊第一”，全然没有鲁迅“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的气味，相反还要把鲁迅所列举的“送去”的情况说成是鲁迅的一种什么偏见。然而如果没有“礼尚往来”，又何以言“交流”？上述这种状况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才得以从根本上扭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遵循“拿来主义”的思想和“洋为中用”的理论，打开了国门，大踏步走向了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和输进、“拿来”了现代化发达国家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资源，从而使国力得以迅速大增，终于实现了民族中兴，迈进了小康的社会，而今“入世”在即，富强在望，我们终于可以巨人般地屹立在东方雄视世界了。虽然在我们打开了大门和窗口之后，一些外国人也趁机“送来”了一些过时的东西或者劣货，我们的一些国人没有记住鲁迅关于要有辨别、有挑选的教导，带着私心，失去必要的警觉，捡起了一些外国的不符合中国国情或者甚至是腐朽的货色。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充分看到：改革开放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鲁迅“拿来主义”思想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证明“拿来主义”是一条不可颠扑的真理，尤其是在今天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送去主义”而言的，也是针对所谓洋人的“送来”而言姿李拦的。鲁迅并不是反对“送迹胡去”，“送”是免不了的，甚至还是需要的；鲁迅所反对的只是一味地“送”，只“送”不“拿”。
《拿来主义》选自《且介亭杂文》，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一篇著名的杂文，写于1934年6月4日。鲁迅在文中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政策和一些人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明了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文扰告章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