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认识

中国佛教文化其实和佛教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创建，通过修行达到彻底觉悟的宗教。佛教文化顾名思义是一种文化，中国佛教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对中国各方面文化的都有很大影响，具体如下：
1 哲学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在佛教未来之前，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评击佛教，他们却是‘坐在禅床上骂禅’；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只浅尝半口而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朱熹看的佛典较多，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敕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最近（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中国的方东美，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哲学家唐君毅，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
2在民间的风俗方面：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要说：‘祭神如神在’。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实在无法估计。
3在科学方面：佛教入汉以前中国虽已有了邓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名学）的提出，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中国从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
4在文学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六朝时代，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中国人向来作文，都主张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比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刘勰（法名慧地），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注十五）。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经隋唐而至宋代，‘弹词小说’或‘平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唐代的禅宗诸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译，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
5在艺术方面：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数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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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

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什米尔人)在公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5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祗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7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佛教的文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佛教的起源，但是你这样的问题真的回答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要把2500多年的文化总结成简短的几行文字真的非常难的。 所以我推荐你看《释迦摩尼佛传》在佛传里我想你可以找到大部分的答案，这样也就了解起源了。 而佛教的宗旨“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文化则应该从佛教的文字、经卷、唐卡、佛像总所领悟，这点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没有办法简答了。 抱歉！

佛教的真谛在于，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唯有佛是真实存在的。其经有上万卷，浩瀚如海。其价值在于思辨，析理推论。对世俗的影响主要在行善、习武和治病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和东南亚一代的文化、哲学、艺术、文学诸领域，有着重大影响。它不事农耕、不食人间烟火、忍辱受屈、四世轮回等，对后世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信仰存在是可以的，但作为经世哲学可能会祸多福少了。简述之，以领略大概。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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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来华的佛教徒，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昙无谶”等，都善弄巫术，所以被视为“神仙方术巫觋图谶”之类。
佛教倡导出世、出家修道，厌弃世界和人生，把时间长期消耗在孤独的默想之中。与中华原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差异很大，与儒家君臣父子、纲常宗法、封建伦理更是相对立的。
史书上记着“儒佛之争”、“佛道之争”激烈的场景，其间甚至不惜利用皇权强制力来打击对方，以至酿成流血斗争。
2
但佛教为了在中国传播发展，善于“脱变”基础教义，注重“迎合”。迎合“道”，迎合“儒”，直至迎合“巫”及封建伦理社会陋习。
佛经的翻译，就显露地“迎合”中土的传统哲学和封建伦理。
以传为第一部汉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
此经的内容重点宣扬了佛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夹杂着“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语言。
另外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
或着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着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又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等。
为传播需要而“迎合”俗世的欲、庸俗的心，这种思想品德、媚态行为，已不讲气节骨格。
3
自北魏、隋唐以来，皆有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说法。
特别是北魏，曾在举国崇奉的大同武冈山开凿石窟，以“山川可以终天”的谀辞，模拟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皇帝的样子造像，首开“皇帝即如来”说法的先河。
其时，所谓的高僧昙曜、对皇帝的尊崇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武则天时期，女性化的佛像层出不穷，弥勒佛像的女性化，无疑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的，这和北魏昙曜五窟依据帝王相貌来塑佛像一样，岂不是在强调“皇帝即如来”的观念？
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以弥勒自居，还要百姓如同信奉弥勒一般的信仰自己。
辽代承继了该宗教思想，把“皇帝即如来”的佛教传教思想造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