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诗经是奠定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的作品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词起源于隋唐之际。到了唐五代开始出现发间曲子，也就是有了乐谱后而按谱写词，名为曲子词，后简称为词。词是继诗之后的又一新型文学样式，它成熟于晚唐时期，其标志是第一个大词人温庭筠的出现，温词“精艳绝人，针缕细密”，在他手里“词主艳情，香而软媚”的传统格局定型了。
进入宋代后，词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视野不断开扩，创作技巧不断创新，词的发展如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全宋词》所收作者多达1400余家，共计20800首词。
李煜的代表词作在语言上自然天成，行似流珠。其内容直抒胸臆，既短小明朗，又含意无穷。被后世称为“神秀”之作。而柳永则是一改花间派“小令”的写作手法，第一个运用并大量写长调、慢调，长于铺叙，多用俗语，词的内容由以往多描写儿女之情而转到反映都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的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相传“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词到苏轼，则豪放之风大涨。柳永词虽以铺叙见长，但仍不脱婉约之风。苏轼将豪放派发展到了成熟并有相当影响的阶段，他打破以前“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破了“诗庄词媚”的风格界线，苏轼在其词中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真正作到了“无意不可放，无事不可言”。
至此，宋词以婉约与豪放两派分庭抗礼的局面开启并逐渐达到了词作创作的最高峰。
宋亡以后，在元代流行的诗歌形式是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类，套数又称套曲，小令只是一首曲，而套数是由几首曲组成。曲的形式接近于词，它与词的主要区别在于用韵上比较灵活，也比词更口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