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自大
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这是一个领导个人决策影响历史的典型案例。因此偶然性的成分占了决定性因素。
项羽此人虽然勇冠三军,力大无比,但骨子里却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我曾说过伟人的三个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果决力”。刘邦为人十分果决,而且不是盲目的果决,是听从意见后的果决,你看他私放苦力、起兵反秦,追击项羽、包括后来平定季布等的反叛,无不是当机立断,没有丝毫忧郁,这就是为什么刘邦称帝而项羽败亡的根本原因。从历史上讲,刘邦武不及项羽、出身不及项羽、文也不及项羽,但他是伟人而项羽不是,就是因为项羽没有伟人的气质和做法。
既然如此,项羽就是一个凡人,凡人就有弱点,凡人的弱点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鸿门宴上之所以不杀刘,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1)刘邦和项羽同为楚将,无同室操戈的道理;
(2)刘邦已经对之前阻挡项羽进入函谷关进行了解释,对自己入咸阳后的作为也做了交代,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3)项羽只认叔父项燕的权威,对范增其实是阳奉阴违的,一直有类似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可以说项羽还有点孩子脾气;
(4)樊郐突然来搅局,使得宴会中断,最后不了了之。
换做刘邦,我们来看会怎么样:
(1)刘邦知道要夺天下,必须除掉先入关中的项羽,否则永远被他压制,又谈何取而代之;
(2)刘邦会找项羽入关后的把柄,比如在涵谷关设兵阻挡,这分明已成敌对力量了;
(3)刘邦自知智力不高,一向对谋士言听计从,一定会听范增的话杀政敌;
(4)刘邦化解尴尬的能力比较高,不会被樊郐之流扰乱军心。
项羽的平凡人格造成了他的悲剧。他是大英雄,但配不上伟人的称号。因此,屡次错过杀刘的时机(后来在广武涧,在鸿沟定盟之前都错过了,鸿门宴只是第一次),自然不足为奇。
项羽刚愎自用,自以为刘邦不足以成为祸患。另外他认为这样做为人不齿。
因为项羽有妇人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