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传>>的译文

　　刘秉忠——大元帝国的设计师
　　刘秉忠（1216－1274），祖籍辽国瑞州（今江西高安），今绥中县前卫镇。元朝初年人，原名侃，字仲晦。曾为僧，法名子聪。元代政治家、作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建筑师。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他向忽必烈倡导创建大元国号和皇帝年号，营建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作为国都，创建元朝的官制，制定朝廷礼仪、章服和俸禄制度，参与选拔官吏和推荐人才，使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朝政权机构之中，对元朝政体设计作出很大的贡献，对元朝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秉忠不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他学问功底深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使人和散曲家，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藏春集》六卷、《藏春词》一卷、《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镜》二卷等。
　　刘秉忠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今河北邢台)。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寓桓州》、《痴坐》、《谩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子聪博学多能，善於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时年二十七岁。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他的主张对於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3年，从忽必烈出征云南。1259年，又从征鄂州(今湖北武昌)。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六年，订立朝仪。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也出於刘秉忠的建议。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当地建立一座新城。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同年八月，刘秉忠去世。
　　刘秉忠长於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传世。
　　十三世纪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成吉思汗挥师南下，赶跑了黄河北岸的女真人，在邢州设立大元帅府。这时候，勾画大元帝国的刘秉忠降生了。
　　时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刘秉忠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是真。师徒二人游历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个好地方，就居留了下来。
　　1242年，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其同行。有机会接近蒙古亲王，刘秉忠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回答道：“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的事情。” 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经，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把刘秉忠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令其还俗，赐名秉忠。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刘秉忠弟弟）等，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贵族称号）上表忽必烈，陈述情况说，邢州连年天灾人祸，百姓逃散，没有多少户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员来治理吧。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推荐熟悉邢州情况的燕赵名士张耕和刘肃，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近侍脱兀脱带张耕和刘肃前往。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也是刘秉忠向事业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命刘秉忠在恒州东、滦河北岸的龙岗（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兴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开平。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战死，忽必烈听从张易计策，抢在其弟阿里不哥行动之前，从武昌出发，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等重要谋士，日夜兼程，轻骑奔回北方；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设开平府，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中两字，大有囊括天下之意。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取自《易经》中“至哉坤元”。
　　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为大都，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刘秉忠领衔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制订典章朝贺礼仪制度以及命名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原正统的至高尊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随元世祖到上都避暑度夏。同年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五十九岁。元世祖得到丧报，非常吃惊，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啊。”于是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大都，最终改葬邢州祖茔（今邢台县贾村）。刘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有这样尊贵荣誉的人，仅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精于周易，能知道前后事。据明朝首辅朱国桢岁著《涌幢小品》记载，明嘉靖年间，刘秉忠墓被盗，内有石刻写明：为盗者李淮。事情传到官府，盗墓者被捕，果然是李淮。古籍记载的准确性有待于考证，但刘秉忠生前博才多学，细查善断，为历来史料所公认证实，也是深受忽必烈信赖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刘秉忠不愧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建之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除了大小街之外，还有384火巷、29弄通，颇为壮观。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元大都从1267年开始修建，直到1285年才告完工，历时18年之久。元大都城墙周长28公里多，宫殿巍峨，寺庙雄伟，园圃美丽，街道宽敞，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欧洲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对元大都的详细描述，引起西方人对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
　　■建造开平府展现了刘秉忠卓越的才能，并为他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打下基础
　　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所主持营建的大都城城墙，历经700余年风雨，在今北京市的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蓟门桥一线的西土城路，还留有遗迹，已辟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元史从来不被历史学家所重视 一个游牧民族建立在汉人为基础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