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余秋雨的散文评价

　　余秋雨首创的“文化大散文”由盛而衰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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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

　　二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来，由于余秋雨出版《文化苦旅》一书，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潮流，以致“文化大散文”一度兴盛，到了凡写散文似乎就只有“文化”一途了，散文界尚“大”之风也越来越严重。王尧教授适时地提出“文化大散文”终结论，值得深思。确实，散文是个人的，独立的，它最怕落入集体主义的写作时尚之中。如果在最需要作家发表识见，最需要作家表现出人性洞察力的时候，作家的身影却淹没在文化和历史那阔大的阴影里，那无论如何都是与文学所需要的创造品质背道而驰的。如今，当“文化大散文”的首创者余秋雨宣布搁笔不写，“文化大散文”热似乎也该落下帷幕了。散文作为最自由的文体，需要重新出发，重新寻找新的可能性，惟有如此，它才能赢得更多读者的尊重。——编者

　　“文化大散文”由盛而衰

　　“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和盛极一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记忆之一，而它由盛而衰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并且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用“文化大散文”来命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散文文体和随之而来的一种散文创作现象，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因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但是，它确实多少揭示了一种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显而易见地包含着适应读者市场的策划行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诱惑和引导了相当多的散文作者、读者和研究者。所以，当我在行文中对“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怀着理解和尊重时，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简单命名的成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创造力的衰退和丧失。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简单的命名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方便，但也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并使表达成见成为习惯。对“文化大散文”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种文体的成功和流行总是与一些重要作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讨论“文化大散文”首先必须提及余秋雨的散文创作。近年来，对余秋雨的批评之声渐多。这原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是，因为批评者的动机、被批评者的心态以及媒体(出版)的立场都有不少可议之处，这样也就有了问题。其实，对余秋雨的批评早就有了，当然有不少批评是非学术的，即使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也无法消除非学术的东西，何况当下的文化生态系统积弊已久。现在，无论是批评者、被批评者还是媒体(出版)都需要作出认真的反省。我想，余秋雨在文化转型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应该更加大度和从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必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在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讨论“文化大散文”和余秋雨散文的原因。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再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在当代散文蜕变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我曾经指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这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认识杨朔开始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当年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余秋雨坦陈对杨朔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在否定“杨朔模式”的同时，巴金《随想录》的意义被肯定，这意味着在散文创作中长期被忽略的人格、胸襟、灵魂等关键因素受到重视，巴金的“随想”，让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余秋雨曾领风气之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应运而生，在颠覆“杨朔模式”中获得了另外一种“范式”意义，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因此，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具有“革命”意义。然而，不少人在肯定这一文体的意义时，常常疏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文体的出现是与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余秋雨散文的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他在“文化热”中并无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散文在这方面其实是迟钝的。在1985年前后，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等，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散文创作在话语方式的转化方面是迟钝的，而余秋雨在一片迟钝状态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敏锐并领风气之先。随后，“文化大散文”也就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文化大散文”领域，并且逐渐地使“文化大散文”成为散文创作中的中心文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

　　但是，困境也随之而生。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对“终结”的命运。这首先表现为“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等等。当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集体写作”时，我们感叹“文化大散文”已经逐渐走向了它最初产生时的反面。因为散文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没有边界的。当一种文体已经构筑了新的樊篱时，它也就由盛而衰。在继“杨朔模式”之后，又一股大规模的写作潮流在耗费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它殃及余秋雨又使余秋雨和其他人相区别，在突出了余秋雨的局限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化大散文”的弊端。

　　文化关怀事关生命的原创力

　　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文化大散文”模式化潮流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许多人对“文化大散文”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着很深的误解。九十年代以后，常常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成为一些作家始终不愿放弃“文化大散文”写作的理由之一。有人曾经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诗性，这是不错的，但散文从来没有排斥诗性，相反，优秀的散文总是要表现被压抑的诗性。我们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来认定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让我想起周作人当年说过的那句话，散文小品的兴盛常常是在“王纲解纽”之时。我们之所以称当下为“散文时代”，就在于在文化转型中，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而散文从来就应该以个体的方式表现它对公共领域思想文化的关注。这是散文时代里散文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大散文”没有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话语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话语策略上，形成反差的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中心与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文化大散文”究竟表现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应该说现在都已经成为问题。对于许多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文化大散文”作者来说，究竟叙述什么样的历史，又以何种方式叙述历史，也已经成为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读者究竟要从“文化大散文”中获取什么，他所获取的东西与进入其他文本的区别在哪里？一些“文化大散文”看似很有学问，但是，是否想过：案头的学问和心中的学养有什么差别？

　　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缺少警醒和思考。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作家主体的分裂现象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另外一方面，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我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力，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的危险！(王尧)

对于已经载入多种文学史册的余秋雨散文（自1994年5月出版的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首次专节评述《文化苦旅》以来，约有20种文学史著评述过余秋雨散文），对于余秋雨散文“独一无二”的贡献，无论有过多少“批判”、“咬嚼”或曰谩骂、围攻，恐怕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了，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孙绍振教授所说：“余秋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一言难尽……他的散文是货真价实的大散文话语。“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除了极少数屈指可数的篇章以外，还没有他这样的熔思想、智慧、情感为一炉的大容量和大深度的话语。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可以说，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散文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转引自宁志荣《为余秋雨打抱不平》）孙先生最近在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作学术报告时，又表达了对余秋雨散文的这一精辟见解。

我们似乎还可以再深究一步：余秋雨散文的巨大成就缘何而来？

原因自然很多，我以为最根本最重要的，即在于包容于余秋雨散文中那叩击人心、撼动人心、启迪人心的“良心”！

郁达夫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我以为每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而一切优秀散文的“心”一定是善良的，一定是如顾炎武所说的：“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后人。”（《日知录》）余秋雨的散文在海内外发行数百万册，成为华文世界的“畅销书”，无疑是于读者“有益”的。具体些说，一是登高望远，它“找到了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即如何克服在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的“两难”问题；二是为了“在一个全方位的华人世界里寻找共鸣点”，作者不惜“生命历险”，两度“出游”，行程万里，遭遇种种危险而不弃，最终为我们献出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部更为恢宏的散文作品，其“行”其“叹”所表现出来的人格与精神，都堪称一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