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性格特征再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从生存需要的角度，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重新分析《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的性格特征。文章对阿Q的精神世界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分析。阿Q的精神被黑暗的旧社会**得成为病态和畸形，丧失了普通人的思维规律，然而他有自己的处事之道，也具有中国人普遍的劣根性。阿Q因恋爱的失败倒致丢了生计，接着因去谋生路而铤而走险，参与盗窃团伙，又因有盗窃的嫌疑被人陷害致死。阿Q虽然与社会抗争，但终究无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直到走向灭亡。造成阿Q的悲剧，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阿Q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阿Q的形象，体现了二十世纪初旧式的中国人的愚昧、软弱、自私、虚荣、狂妄的劣根性。本文最后提出了“结束阿Q悲剧，提高民族素质”的口号。
关键词 阿Q 劣根性 中国人 精神胜利法
《呐喊》和《彷徨》是鲁迅先生的两本小说集，其中的《阿Q正传》 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已经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欣赏，成为世界名著，“阿Q”也成为世界“名人”。后来又有艺工作者将《阿Q正传》改编成戏剧、电影，阿Q又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为广大观众所接受。直到现在“阿Q”二字经常还挂在人们的嘴边，出现在学者和普通人的笔下。总之，《阿Q正传》 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阿Q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如此之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阿Q正传》成功塑造“阿Q”这个乡下农民的形象，鲁迅先生通过这个形象，揭露和批判了二十世纪初，旧式的中国人身上存在的致使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愚昧、软弱、自私、虚荣、狂妄的劣根性。
《阿Q正传》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广泛、深刻，本文只是就作品所揭露和批判的以阿Q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初旧式中国人的劣根性作简要分析。
一、自卑与自负。阿Q是极其卑微的小人物，没有职业，没有家，没有住处，有时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是靠给人打短工为生： 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他却瞧不起所有未庄的人，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也不以为然，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他阔多了。后来阿Q进了几次城，便十分自负，但因为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阿Q把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作为高贵的标志，别人嘲笑他时，便说：“你还不配……”。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中央之国”，四周皆是蛮夷之地，等到人家的洋枪大炮打开了国门，才知道自己的落后。中国人把自己抽大烟，娶小妾等陋习也看作是“国粹”，这何异于阿Q把自己头上的癞疮疤视为自己的荣耀？当时的国人并没有看到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这便是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自负心理。极度自负的人往往会朝着极度自卑的方向发展，阿Q为了逃过别人侮辱，免受皮肉之苦，甘愿自轻自贱，用自轻自贱来换取别人的同情，从而避免别人的侮辱。如未庄的闲人揪住阿Q的辫子往墙上撞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 ——还不放么！”这完全丧失了人格和自尊……这是多么可怜，多么令人心酸！而中国历史上象阿Q这样，为了保全性命置人格尊严而不顾的统治者又有多少呢？他们为了自己的性命和富贵，毫无廉耻地向敌屈膝投降，转而对待自己的百姓却象豺狼一样。如宋朝君臣为了自己的小朝廷，不惜向夷人纳贡称臣。[i]
二、投机“革命”。 阿Q对革命不了解。“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ii]鲁迅用段文字写出了阿Q由痛恨革命到向往革命的心理变化，同时也写出了阿Q对革命的误解，他对革命的目的不够明确，搞错了革命的对象。阿Q投机革命为的是分财产，娶老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是为了对别人进行报复（“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甚至连小D和五胡这样的同胞他也“不留”了。他对革命并不了解，并不懂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投机革命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所以阿Q“参加革命”遭到假洋鬼子拒绝后，就想到衙门里告状，告假洋鬼子谋反，好让他满门抄斩。阿Q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阿Q若“革命”成功，也会变成“赵太爷”那样新的统治者，“赵太爷”若失势，也会变得象阿Q那样可怜。从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也可以看出“赵太爷”投机者的嘴脸。可见无论是以阿Q为代表的下层被压迫者，还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都有投机的本能。善于投机而立于不败之地，是中国人的劣根之一。中国有长期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当他们打进汉语居住区时，汉人中种族中间那些忠愤激烈，有节概，有血气的人，不是慷慨死敌，就举室自焚了；而那些贪生无耻，善于投机，迎合取巧之徒，民族的败类，反多得生存传种的机会。优胜劣败的公理，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鲁迅指出，“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iii]这是对国人善于投机，明哲保身,最好的解释和讽刺。
三、软弱与胆怯。阿Q头上有几处癞疮疤，本来别人并未注意，但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经常怀疑别人在嘲笑他。于是经常与人打架，但阿Q又是一个弱者，体力不行，觜也来得慢，经常打败仗，便“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iv]看了这段文字，我们感到心酸。这写出了阿Q作为一个弱者，在强大的势力下不得不无可奈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的心理变化和行动的调整。其实，无论阿Q怎样努力，他都无法维护他自己做人的尊严。阿Q挑起事端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来求得王胡的让步，但王胡却不吃这一套，仍然将阿Q痛打之后满意而去。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作品《阿Q正传》第九章大团圆中写到：“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于是长衫人物又鄙夷似骂道：“奴隶性！……”这些都是阿Q软弱与胆怯天性的体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阿Q虽然软弱、胆怯，但他幻想自己“革命”成功之后，就要疯狂地掠夺别人的财产，娶妻，压迫、剥削王胡、小D之类的自己的同胞。
四、精神麻醉法。阿Q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受到别人侮辱，没有能力改现实，无法面对现实，便只好在想象中麻醉自己，忘记痛苦。
1、精神扭曲。作为一个生活的弱者，阿Q无力抗拒黑暗的现实和恶势力的**，丧失了普通人的思维规律，近乎于精神失常。王胡有络腮胡子，阿Q因此“看不上眼”。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因为自己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不如王胡的大，所以阿Q很是不平。作品写到：“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于是阿Q挑起了事端，与王胡打架，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被痛打一顿，自取其辱。之后，阿Q找到了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便在她身上发泄恼恨，这是一种劣习，一种精神的扭曲。因为赵家遭抢，阿Q被人陷害，一步一步走向刑场，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反抗，为自己辩白。最后要画押了，阿Q又担心自己画不圆，被人笑话而烦恼。这是多么的愚昧和悲哀，这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2、健忘。健忘是阿Q麻醉自己的一个方法。阿Q受了别人的侮辱，十分恼恨，但很快就忘了，于是阿Q心情便平静下来。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如阿Q遭假洋鬼子哭丧棒的痛打，就是用“ ‘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来求得解脱的，使他有心情去“调戏”小尼姑。再如，阿Q欲对吴妈非礼遭到了拒绝，被秀才打了后去干活，舂完米，觉得有些热，便脱了衣服到外面去看热闹。他到赵太爷的院子里看到许多人对着吴妈在说些什么。“阿Q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阿Q却忘了刚才自己对吴妈非礼的事，阿Q反应太慢，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刚才对吴妈非礼所引起的事端。差点又要遭一顿毒打。阿Q欲对吴妈非礼传出后，未庄的女人们都躲着他，阿Q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 阿Q很以为“奇”。这简直是健忘之极！
3、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气质的**内容，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阿Q如果没有精神胜利法，恐怕也活不到被枪杀。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因惨痛的失败或被人侮辱的巨大痛苦而在虚拟的世界中想象与现实相反的结局，或施以假设条件，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一种方法。精神胜利法虽然使阿Q活了下来，但也使他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生不如死。阿Q生活在未庄的最底层，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阿Q与人打架，经常是要吃亏。但他却常常十分得意，他有一种妙法以**：就算儿子打了老子了，自己的钱被人抢了，他在愤怒之中抡圆了巴掌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打了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凌辱，他也会用类似的方法为自己解脱，从而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阿Q的最本质的精神特征。这类自欺欺人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常见。这正暴露出国人的弱点，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只好在想象中度日。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或从阿Q时才有了这一正式的说法。但是“精神胜利法”并非都是鲁迅批判的东西，在那样的年代里，“精神胜利法”或是自嘲都是无可奈何的事。鲁迅也有一道诗《自嘲》就是采用精神胜利法来聊以**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任何一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都出自他自己的经历或是心灵的感悟。鲁迅也是这样。但我们应从辩证法的高度去分析“精神胜利法”。有道是一个问题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侧面 。“精神胜利法”从消极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愚昧、麻木、落后，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乐观向上、自嘲。鲁迅生活的年代社会是黑暗的。他“横眉冷对”那黑暗的世道，“俯首甘为”劳苦大众；可是他孤军奋战，势力单薄；面对军阀混战，面对反动政府，鲁迅作为一个文人，无力对抗，也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这里说的“回到古代去”，即指避开反动统治的黑暗的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得其乐；具体是指明鲁迅在北京时期整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于是他能够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冷静观察中国社会，从历史中寻求借鉴，探索未来新兴中国的出路。
阿Q还真得活跃了一段时期，当他表演完了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中兴）之后，便是自己的“末路”了。首先是与吴妈恋爱失败，并因此丢了生计。然后为了生计，他逼上梁山，进城加入盗窃团伙。回到未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这时，赵家遭了抢，他因为有“前科”所以被人陷害当作主犯枪杀。这就是阿Q，阿Q就这么简单！
《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10年，其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之意。鲁迅先生早年去日本留学，饱尝弱国子民受歧视的痛苦。在微生物学讲义的电影里，他忽然看到有个中国人将被斩的镜头，而在座的中国人也随声附和地嘲笑自己的同胞。鲁迅愤然离开了，他陷入了沉思：要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强身壮体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拯救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而《阿Q正传》 正是要完成这样一项伟大的任务。《阿Q正传》最大的贡献就是揭露和批判了以阿Q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初旧式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软弱、自私、虚荣、狂妄的劣根性。作者在描写阿Q时，选材典型，揭露深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在读《阿Q正传》时，不知不觉就脸红了。因为自己做过许多与阿Q所做的类似的事，好象作者在讽刺自己。鲁迅先生在谈到《阿Q正传》 的成因时说：“……我记得《阿Q正传》 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 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不是骂他。”[v]所以阿Q有着广泛的典型性。阿Q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将永存于世界文学之林。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用他那浓重的笔墨来揭露黑暗的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和《阿Q正传》 所揭露的病态社会已经不复存在，鲁迅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但愿中国的阿Q们越来越少，结束阿Q的悲剧，提高民族素质，重振民族雄风是新一代人的一项伟大任务。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在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而又自我解嘲，自我陶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是阿Q这样的下层农民所特有的，也反映出某些国民性。
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丧权辱国的形式，仍然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的安慰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再放眼今朝，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可是仍然有许多的“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的堕落成为社会负担，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
“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鲁讯用《狂人日记》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赵太爷父子是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善性，而是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懦。他们剥夺了阿Q的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自己可以妻妾成群，却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吾妈求爱的阿Q，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他们卑谦地称阿Q为“老Q”，当看到革命风暴势不可挡时，他们又投机钻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力量。
阿Q是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论。“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就跑。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
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阿Q是一个落后的雇农.作为一个落后的流浪的雇农.他的个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生活方式,个性、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不仅与赵太爷迥然不同，就是与王胡、小D等也显然有别。正想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有着“农民式的质朴，但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如阿Q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摇船便摇船”。这不仅正面说明了阿Q作为一个流浪雇农的贫困生活，而且从侧面表现了阿Q从本质上说来那种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当然，阿Q也有一些流气，但这除了社会的影响以外，应该说主要是受了压迫的结果。这些地方都很简单，也很明显，一般人也都承认的。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是：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要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当时的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去找答案。
众所周知《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最杰出的小说，所谓“旷代文章数阿Q”。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造形象的方法也是相当高明的，其精当的环境描绘，精彩的对话描写，深刻逼真的心理表现，冷峻峭拔、含蓄精练又饱含讽刺的语言都让人赞叹。可以说，《阿Q正传》已经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它的很多方面都是今人学习的一个典范。
但是，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也难免有黑子一样，《阿Q正传》也不是白璧无暇，在它第九章《大团圆》的最后写阿Q临刑前看到众看客的眼光的一段心理描绘，在艺术上就存在明显的硬伤。
当阿Q看到那些等着为杀人喝彩的人们，作者这样写到：“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会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看客，鲁迅是铭心刻骨、深恶痛绝的。在日本学医时看幻灯片，看到外国人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在围观，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那一镜头极大的刺激了鲁迅，并在他心里定格，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自己的第一要做，就在于医治他们的灵魂，从此弃医从文，为改造国民性而奋斗。对于看客内心的阴暗丑陋鲁迅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揭露和抨击，在《药》中写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那些看客的丑态是：三三两两聚集，又围成半圆，脖颈伸得很长，仿佛多鸭，被无形的手提着了似的；在《祝福》中作者写人们的那种生了蛆的同情是，跟着祥林嫂围观祥林嫂来一遍一遍地听她阿毛的悲惨故事；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整篇小说来揭示看客内心的阴暗；在《阿Q正传》的前文写阿Q的丑陋是，从城里回来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还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在其杂文中也有多处对这种看热闹看杀头的癖好的批判。这里鲁迅再一次用尖锐犀利的语言，穿透了看客的皮肉，活画出看客的灵魂。这样描绘的确使文章更具批判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但这段描绘虽然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上却是失败的，它不符合艺术的真实。一、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以前且不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阿Q太可悲、太可怜了。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阿Q不也曾是一个看客吗？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阴暗呢？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二、即便阿Q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他可能会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死前的恐惧。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而求思想了。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希望对你有帮助：）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Q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