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的发展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
　　中国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族无分汉满蒙回藏，饮酒之风，历经数干年而不衰。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中国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中国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曜世界的饮食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无论怎样，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搭上关系。这种关系的物化表现就是酒趣。酒趣富于酒令之中，酒令则纯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酒令就在黄河流域的宴席上出现了。酒令分俗令和雅令。猜拳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是在具有较丰富文化知识的人士间流行。白居易曰：“闲徵雅令穷经吏，醉听新吟胜管弦。”认为酒宴中的雅令要比乐曲佐酒更有意趣。文字令又包括字词令、谜语令、筹令等。
　　酒令是酒与游戏的结合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秦汉之间的“即席唱和”等都是一种酒令。但是游戏的发展成了一种带有强制性与结束性的游戏后，就成了既轻松又严肃的—种文化现象了。西汉时吕后曾大宴群臣，命刘章为监酒令、刘章请以军令行酒令，席间，吕氏族人有逃席者，被刘章挥剑斩首，为喝酒游戏而戏掉了脑袋这也许就是戏中之戏了。此即为“酒令如军令”的由来。唐宋是中国古代最会玩的朝代，酒令当然也丰富多彩。白居易便有“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之咏。酒令在明清两代更步上层楼，发展到了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清代俞敦培将酒令分为四类：占令、雅令，通令、筹令、筹令是酒令中的重头戏。
　　筹令，顾名思义，行酒令必用筹子，筹子是此类酒令的显著特征。说起筹令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筹。筹本是古代的算具。古代没有计算器，一般用竹木削制成筹来进行运算、善计者可以不依赖算具求得结果，因此筹引申为筹谋、筹划。《汉书.高帝汜》记刘邦对张良的评价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现在把军事指挥将在室内制订作战计划，即称为运筹帷幄。其中的筹，志义为筹划、筹略、筹谋之义。从唐代开始，筹子在饮酒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仍用以记数、白居易诗“醉折花枝作酒筹”中的”酒筹”即为此类、这种意义下的筹在后代酒令游戏中仍可见到，作用是以筹计数，后再按所得的筹的数量行酒。另一种就比较复杂了，人不满足于筹子的原始用法，而把它变化成了一种行令的工具。筹的制法也复杂化，在用银、象牙、兽骨、竹、木等材料制成的筹子上刻写各种令约和酒约。行令时合席按顺序摇筒掣筹，再按筹中规定的令约、酒约行令饮酒。据考，唐代的《论语》酒筹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种筹令。
　　筹令的包容量很大，长短不拘。大型筹令动辄有八十筹，而且令中含令，令中行令。
　　筹令因有这样的特点，才有能力从长篇巨作的戏剧《西厢记》及《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中取材，也才能有包容像《易经》的六十四卦等具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
　　酒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能设想，在高节奏运转的现代化生活的今天，再有几个年轻人慢腾腾地坐麦当劳玩什么《红楼梦》酒筹。但是酒筹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仍然是我们老祖宗留下一份宝贵财产，除了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外，在某种特定的适当场合也会有一定的文明作用。比如，无论如何、总比什么“感情深，一口闷”式的蛮喝，“哥俩好哇，五魁首哇”地俗喝要好一些。因为“附庸风雅”总比“附庸粗俗”要有品位。而“附庸风雅”本来也就不是个贬义词。
　　酒筹文化是中国饮食合餐制的产物，它的本质是农业文化。酒宴中的酒筹令有着很大的文化含量，参加者自古今名著、诗词歌赋，至天文地理、 民俗俚语都要胸中有数才能现场发挥得好而不被罚酒。人们在欢宴中也锻炼了才思敏捷和竞争精神；既活跃了饮食的氛围又增添了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