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我就睁开了疲惫的双眼,为了不吵醒母亲,我起床后悄悄地打开门准备再去挑煤.黑暗中,有点火星亮了,原来母亲知道我还要去挑煤,一大早就为我准备了早饭.母亲苍老的脸上写满了风霜,她的满头银头缕缕秀着慈祥,我知道,昨夜母亲看了我的“遍体鳞伤”无奈地不知流过多少泪.我强忍住心中的酸楚,笑着喝完了一大碗粥,就上路了.
沉重的扁担重重地压在红肿的肩头,压得我直冒装冷汗.才走到半山腰,我的肩头像千刀万剐一般,疼痛难忍.我多么想停下来歇一歇,哪怕是几秒,也足够,可刚有这个念头,眼前就浮出那张苍白、渴望而又那么无奈的脸庞,对,我挑起的不仅仅是一担煤,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母亲的希望,我能这样停下?
汗水一次次地湿透了我的衣衫,我的脚不听使唤了,我忘了还在流血的伤口带来的剧痛,我忘了压在肩上那重重的担子,我的脚步慢了,母亲的容貌渐渐模糊了——
我终于挑到了车站,在夕阳的余晖中,我取得了生平等一次用汗水得来的钱,我似乎看到了母亲久违的笑容.
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当过学徒、小职员。吴运铎八岁时随父亲流落到江西萍乡；在安源煤矿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湖北老家。托人求情先后在富源、源华煤矿作童工、当学徒。1938年9月，转辗到皖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组织活动。在革命队伍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并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理论。他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和厂长。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一无资料，二无材料，为了供应前方的军需，他毅然挑起了重担。在占庙中，将大殿当生产车间，配殿当修枪厂，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为研制子弹，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吴运铎只好去找代用品。想方设法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因为火柴头爆炸力太强，他就用锅灶上的烟锅子掺在一起，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难题。制造弹头的材料更加缺乏，他就试着把铅溶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铅经不住高热，步枪有炸毁的危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工机床，他就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上模型，然后把铁轨钉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利用废钢铁，加工成各种简易的机床，装备了军工厂，突破了难题。先后发明、制造了各种地雷和手榴弹。在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军工厂修复了大量枪械。为试制各种弹药，他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大大小小留下了无数伤疤。1947年初春，吴运铎被派送到东北一个海港，留下参加建设新的军工厂，担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负责建立引信厂，兼任厂长。全国解放后，吴运铎先后任前中南兵工局副局长、二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和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并于1952—1954年在原苏联远东兵工厂进修实习。回国后，任447厂（新建火炮工厂）总工程师。此后他又从事火炮技术研究。1954—1965年间，他主持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兵工专家，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我军装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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