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的边疆理论有哪些特征？

2025-03-26 1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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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第一，将边疆问题作为内部文化认同问题，强调“以夏变夷”，积极主动开边、经营边疆。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的核心，历来都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分为许多诸侯国，各自为政，在民族上也分裂为不同的种族、部族、部落，当时人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因而有中原诸侯的“尊王攘夷”。伴随着“攘夷”而来的，则是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秦汉以后，虽然大统一成为常态，但中华民族内部中心区域与散居于四周的“夷狄”，仍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层次。

担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夷夏观”这一儒家的民族认识论中，所谓的“夷夏”之别，只是文化上的后进与先进之别，属于本体中的内部矛盾，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对立和敌对的两极。正是“夷夏观”族际观念的模糊，现实中的辨而难辨，辨不胜辨，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经营中的“夷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文化差异问题，即杂处的华夷在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问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问题。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为文化而存在。”这一论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于是，在“夷夏”共同构成的宏观格局之内，按照儒家“大一统”原则处理与周边“四夷”的关系，通过“以夏变夷”，即用先进的文化礼仪同化“夷狄”，让“四夷”边疆接受华夏文明，实现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就成为统治者的理想和追求，也是边疆经营上的一个基本目标。

正基于此，历史上的大有为之君往往能摒弃狭隘的种族意识，而表现出非常开明的民族观念，并以维护大一统和“以夏变夷”为己任，大倡“夷夏一体”、“胡汉一家”、“王者无外”，积极经营边疆。而他们理解的“攘夷”，就不再仅仅是排斥“四夷”，而是要兼容并包，将“四夷”纳人大一统的秩序之内。如汉朝就是按照“遐迩一体，中外礻是福”的原则,通过反击匈奴，平百越、通西域，招抚西南夷，最终将不同的种族、部落融合进统一的汉帝国之中。唐朝也是将“四夷”问题作为“一体”中的内部问题加以解决的，比如唐高祖李渊就经常讲“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唐太宗也将实现“四海一家”视为自己最高兴的事。在“平定中夏”实现大一统后，唐太宗对大臣说：“自古帝王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他还总结个中原因：“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这些话虽不免自诩，但也不尽失实。正是在民族观念上有此胸襟，漠北和西域各游牧民族才心甘情愿地请求唐太宗为“天可汗”，以“临统四夷”，并称其为“华夷父母”，承认其“华夷共主”的实际地位。开明的民族观念还促使统治者在边防政策上更为开放，重视边疆民族在安定边疆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放弃传统的“筑墙置戍”政策。如康熙帝就提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因而反对在边疆地区修长城等隔断“华夷”的做法。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为屏蔽”、“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藩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这些观念和做法，前提是将“四夷”边疆作为内部问题，因而团结了边疆各族，使之成为捍卫边疆、巩固国防的主要力量，并有利于保证大一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汉族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对能够接受中原文物制度、礼义道德的“异族”统治者，也往往基于文化认同的使命而与新政权进行政治合作，积极以中华礼乐制度改造少数民族，在“夷狄”政权内重建华夏文明，以求在自我否定中求得自我实现。如十六国时，北方名士卫猛就执意留在北方而不愿南归，并投奔前秦以求实现平生之志。此后的二十余年中，他辅佐苻坚“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完全按照儒家的治国蓝图来治理前秦。所以，一方面是封建礼义道德强调忠君，但实际则是许多汉人士大夫为着中华文化的存续，为边疆民族建立政权甚至入主中原鞠躬尽瘁。除了王猛之外，拓跋宏之于崔玄伯，耶律阿保机之于韩延徽，完颜阿骨打之于刘宗颜，忽必烈之于刘秉忠，皇太极之于洪承畴，等等，皆君臣知遇，风云际会。对此，陈寅恪先生形象地说他们是“殉文化”。

第二，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在“以夏变夷”的基础上促进文化认同，使各民族共同走向文明。

按照儒家的“天下”模式，华夏文化的影响力是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而作为中心的“中国”及其文化，又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历史上华夏族“有章服之美”，“有礼仪之大”，有高度的诗书礼乐文明，而“夷狄”不仅经济落后，且“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这就使华夏族有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因之而产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孟子就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以，华夏族不仅应保持华夏文明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此前提下，还有责任和义务不断地以“以夏变夷”的方式，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加以改造，将自己优越的文化不断向外拓展，使“夷狄”也“沾沛王化”。也就是说，天下虽有层次，“夷夏”尽管有差距，但理想的君主应由内而外，“一”乎天下，“一”的方法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化“四夷”之陋俗，播“声教”于普天之下，骄傲而宽宏地接受边疆“四夷”的仰慕、朝贡和拱卫，从而不断促进“夷夏一体”的天下大一统。

“以夏变夷”作为中原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准则，中心即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即用先进的文化礼仪同化“夷狄”，让其接受华夏文明，认为一旦如此，“夷狄”就化为了“中国”。这是历代对待边疆民族、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如东汉的王充就曾对秦汉以来“以夏变夷”的情况作过一番总结和颂扬，他说：“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焉。巴、蜀、越嶲、郁林、日南、乐浪，周时披发垂髫，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又说“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露者，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而唐太宗在平定高昌后，也曾不顾群臣的反对，果断地在高昌设置郡县，将中原体制推进于高昌。唐太宗曾高兴地自述过大唐王朝“以夏变夷”的成就：“垂文畅于炎野，余勇澄于斗极，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后来明清之“改土归流”、易风易俗、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政策，等等，也无不包含着统治者“化不宾为齐民”的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民族、社会稳定的基石，以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形式，进行着文化的传播。

同时，这种基于对周边各族群居高临下的巨大文化优越感、责任感和无比自信心，还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平天下”的坚定理想。亡国只是王朝的更迭，即使王朝灭亡了，即使外族入主中原，到头来皆无关宏旨，因为只要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仍可昌明于天下，则天下仍然是文明礼乐的天下，仍然是完整的天下，固有的天下秩序总会恢复，征服者无一不被中国文化的文明力量所同化，中华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万邦之主”。所以，“以夏变夷”为大一统局面树立了民族融合的文化主导核心，而缺乏文化主导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是难以维系和巩固的。历史上，中国文化之所以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以华夏文化为主导不断融合、汲取了各族文化。

当然，就中国历史来说，“夷夏”对立的观念始终未被打破，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皇帝膺荷天命，中国是“中央之国”，是“孔乐教化，尧天舜日”，周边则“蛮夷之域，不识礼义”。但从历史实际看，“夷夏”对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说绝对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改变，因为历史上中原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而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虽是他的个人偏见，却也不幸言中。“夷夏”格局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华夏文化在发展中能适应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挑战，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曾间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传承下来，而以华夏文化为主导融合“四夷”的过程也不断继续下去。说相对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文化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表现出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宽容，并能在不断的“以夏变夷”的方式中发展壮大。这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

第三，协调“夷夏”关系的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应该是“文教”。

在传统的边疆经营中，解决“中国”与边疆的“四夷”这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可供选择的办法不外有二：“文德教化”与武力征伐。但按照“夷夏观”对“夷夏”的认识和判定，中华文化的“一体”意识、包容意识、大一统意识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如此，要实现“以夏变夷”的目的，就必须务实理性地应付来自边疆的挑战，综合运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种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内地的文物制度在边疆治理中的示范和影响作用，突出招抚、德化与怀柔，从而“播声教”于普天之下。相反，通过武力征伐强行改变周边民族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以夏变夷”的唯一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而恰恰是必须尽量予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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