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天演论》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天演论》（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实际上。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循环日报》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中外纪闻》（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万国公报》）、《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朱双云《新剧史》）。。。。。。。。。。。。

　　参照以下
　　www.nmxzy.cn/upimg/soft/2_071224075840.doc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我的一点愚见 1917到1927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彷徨和那声呐喊了 点明了中国黑暗社会的本质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郭沫若先生的那毁灭一切旧的 寻求新的
1927到1937 长篇小说的繁荣 本时期长篇小说大放异彩 三部曲形式的小说繁荣
1937到1947 国统区 沦陷区 孤岛 解放区文学各有千秋 不好说谁是划时代的 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是解放区的文学 指明了农村和农民问题 比较有现实的意义把
楼主的问题比较有分量哦 在下贻笑大方了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