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 Beihong was primarily known for his shuimohua (Chinese ink paintings) of horses and birds and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artists to articulate the need for artistic expressions that reflected a new moder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e was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irst to create monumental oil paintings with epic Chinese themes - a show of his high proficiency in an essential Western art technique.
Biography
Xu began studying classic Chinese works and calligraphy with his father Xu Dazhang when he was six, and Chinese painting when he was nine. In 1915, he moved to Shanghai, where he made a living off commercial and private work. He traveled to Tokyo in 1917 to study arts.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he began to teach at Peking University's Arts school at the invitation of Cai Yuanpei. Beginning in 1919, Xu studied overseas in Paris at the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where he studied oil painting and drawing. His travels around Western Europe allowed him to observe and imitate Western art techniques. He came back to China in 1927 and, from 1927 to 1929, gained a number of posts at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teaching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w Nanjing University) in the former capital city Nanjing.
In 1933, Xu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of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that traveled to France, Germany, Belgium, Italy,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 Xu traveled to Southeast Asia, holding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India. All the proceeds from these exhibitions went to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suffering as a result of the war.
Galloping Horse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Xu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Xu Beihong was a master of both oils and Chinese ink. Most of his works, however, wer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tyle. In his efforts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national art, he combined Chinese brush and ink techniques with Western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of composition. He integrated firm and bold brush strokes with the precise delineation of form. As an art teacher, he advocated the subordination of technique to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rtist's experiences in life. Of all of the Painters of the modern era, it can be safely said that Xu is the one painter most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ion taken in the modern Chinese Art world. The policies enacted by Xu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unist Era continue to control not only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the arts, but they continue to direct the overall direction taken in the various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hina.
Xu enjoyed massive support from art collectors across Asia. Between 1939 and 1941, he held solo exhibitions in in Singapore, India and Malaya (Penang, Kuala Lumpur and Ipoh) to help raise funds for the war relief effort in China. In one war benefit exhibition in March 1939, Xu held a group exhibition with Chinese ink painting masters Ren Bonian (simplified Chinese: 任伯年; pinyin: Rèn Bónián) and Qi Baishi (simplified Chinese: 齐白石; pinyin: Qí Báishí), and showcased 171 works of art at the Victoria Memorial Hall.[2]
He also met luminaries such as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Mahatma Gandhi during his stay in India, and got his sources of inspiration which led to the creation of iconic works such as the 4.21m-wide The Foolish Old Man Who Removed the Mountains painting on show at SAM. Artworks like After a Poem of the Six Dynasties, Portrait of Ms Jenny and Put Down Your Whip were also created during his sojourns in Southeast Asia. SAM Director Kwok Kian Chow mentioned that Xu's name tops the list in Asian modern realism art, and his connections with various parts of Asia and Europe opened a new chapter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ex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aesthetics and ideas in art.[1]
Xu constantly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visual art with new techniques and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in bid to reinvent Chinese art. In fact, Xu's influence extends beyond China in the early 20th-century. Many pioneer Singapore artists such as Chen Wen Hsi, Lee Man Fong and Chen Chong Swee looked up to him as a mentor and a worthy peer, sharing Xu's advocate to closely observe nature and inject realism into Chinese painting.[3]
The Malay Dancers, one of the two vases which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made in the 1940s, and given to the two Huang brothers who were friends of Xu BeihongXu died of a stroke in 1953. After his death, a Xu Beihong Museum was established at his home in Beijing.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原名寿康。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自幼承袭家学，研习中国水墨画。
1918年，他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留学法国，后又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学习画画、素描，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对现代中国画、油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是我国伟大的爱国画家。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访谈录 悲兮鸿蒙君悯苍生 静兮流觞文洗万代 文| 刘晓林
……
河流唱着歌，
很快地流去，
冲破所有的堤防。
但山峰都留在那里。
怀念着，
满怀依依之情。
……
—— 泰戈尔[印度]
[编辑本段]廖静文先生接受刘晓林专访
在徐悲鸿先生诞辰111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廖静文先生。刊出了部分作品，以表达对艺坛巨匠徐悲鸿的深切怀念以及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的深深景仰。
刘晓林：人们都知道徐悲鸿先生是艺坛巨匠，伟大的美术教肓家。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没有成名前，同我们现在的每个普通人一样，也在为生存而奔波。甚至，他当时的处境比我们大多数人还要差：作为家中长子，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廖先生，您编著的《我的回忆.徐悲鸿的一生》，我读过很多遍。其中，徐悲鸿先生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人在艺术道路上的成功，是不是与其永不放弃追求有极大关系？请您结合徐悲鸿先生的一生谈一下？
廖静文：悲鸿1895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这一年，甲午海战刚刚结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农村日益凋敝，很多人破产流亡。悲鸿家里仅仅依靠他父亲鬻字卖画已不能维持，幼年的悲鸿也要跟着父亲参加劳动。13岁时，家乡发生水灾，他随父亲外出谋生。6年后，悲鸿的父亲病逝。他决心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来到了上海。不像现在，那时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事情。数次希望，几次破灭。沦落上海的苦闷，找不到工作的烦恼，饥寒交迫……这一切，使得悲鸿濒于绝望，面对着滚滚不息的黄浦江他一度想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时，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帮助过他的人，想到了自己的理想……。人，关键时挺一下，就过来了。否则，不会有日后悲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29年由蔡元培先生推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以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的悲鸿，提出了革新的主张。尤其在用人方面，他也不墨守陈规，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请了白石老人为教授。白石老人也曾在一首诗中提到“草庐三顾不言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悲鸿一生中，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是决对不会放弃。1947年所谓“新旧国画论战”中，我也劝说过悲鸿离开北平，他说：“走就意味着妥协，而且不管我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斗争。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我必须走这条艰难的斗争道路”。
刘晓林：永不放弃成就了徐先生和他的艺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包括身体。据说，在法国求学时，他为了观摹比较名作，有时甚至整日不进饮食，以致于患了终身不愈的肠痉挛症。
廖静文：1921年，巴黎举办全国美术展览，陈列了法国当代的很多优秀作品。对悲鸿来说，决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开幕的当天，他看了整整一天。走出会场进，发现已下起了大雪。饥饿和寒冷的袭击，使得他险些摔倒在雪地里。从此，悲鸿患上了肠痉挛症。他在一幅素描稿上写道“人览吾画，焉之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刘晓林：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创者、奠基人，徐悲鸿先生画过一幅传世名作《九方皋相马》。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创作这幅作品时，他是在抨击当时的人才体制，呼唤更多伯乐。通观徐悲鸿先生的一生，会发现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常常是以伯乐的身份出现。他发现的很多“千里马”，如果列个名单的话，上面会有多少人？
廖静文：这个名单太长了：白石老人、傅抱石、蒋兆和、吴作人、黄胄、田世光、吕斯百、王临乙、沙耆、赖少其、冯法祀……。在悲鸿看来，如果发现有才能的人，不帮助他们，那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自己力量办不到了，还要求助朋友。用自己的作品打通“关系”，是常有的事。傅抱石、吕斯百、王临乙等人出国留学，悲鸿都是用这种办法。悲鸿在展览中,为白石老人的作品订价比自己作品的价位还要高，并标明“徐悲鸿制定”。
悲鸿对民间艺术家也相当重视。1931年，他在旅游八大山人隐遁的地方——“青云
谱”时，发现供奉的几座木雕像栩栩如生。在朋友的陪同下，拜访了范振华先生。后来，他也拜访过天津泥人张的后人，亲自购买他们的作品。另外，悲鸿也专门为他们写了推荐文章。
在北平国立艺专,悲鸿会收到很多陌生、热爱美术的青年的来信。我生活在他身边，看到他担任的职务和教学工作已十分繁重，身体又有病，劝他不必亲自回复这些信件，由秘书代劳就可以了。悲鸿经常这样说：“你不理解年青人的心，如果是我亲笔回信，即使写得简短一些，也会给人很大鼓舞，年轻人是需要人鼓励的，特别是那些不能进入美术学校的而有才华的青年，我更有义务关心他们”。悲鸿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了一生。
刘晓林：徐悲鸿先生对于人才、艺术等方面的态度，是不是源于他的包容？我一直认为，成为艺术大师的因素很多。如果选首要因素就应该是包容。他博大的胸怀，使得他做了很多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他对张大千先生评价“五百年来一大千”。在一定程度上，他为整个美术界，甚至整个文化界做了一种表率，那便是“同道更是朋友，艺术家更应相惜”。
廖静文：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包容，是很难做到进步，做到真实的。发掘人才，前面已经提到很多了。我主要说一下包容对于一个人艺术方面是多么的重要。在艺术观点上，悲鸿始终坚持既要“致广大”，也要“尽精微”。西方艺术的素描造型，东方艺术的写生意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在艺术上讲，都是很重要的。1918年，在如何对待我国美术遗产的态度上，悲鸿当时就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既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张继承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吸取西方绘画中的优秀技法，来丰富我们民族的现代绘画。
包容也影响了悲鸿的艺术收藏。很多人都知道悲鸿珍藏着他视若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八十七神仙卷》是谁画的，人们无从考证，只知道是唐朝时期的作品。只认作品不认作者，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悲鸿却这样做。为什么？只有包容才会使一个人的判断标准更接近客观。作品的好坏，艺术水准是第一位的。
刘晓林：徐悲鸿先生留学国外，经大雕塑家唐泼特先生介绍，追随法国国家画会领袖达仰. 布佛莱先生学画。期间,他先在各大博物馆仔细观摹西方艺术的精华及比较他们与东方艺术的不同处。数月绝笔不画。弗拉孟、德拉克洛瓦、伦勃朗、康普、鲁本斯等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勤奋学习和钻研，徐悲鸿先生带着精湛的绘画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回到了中国。跳出某个范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问题，是他伟大之一。例如：他已拥有了相当西方绘画技巧，但没有象大多数的留学国外的画家那样跳不出西方的艺术语言、艺术模式，而是一直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大众，更没有脱离传统。他作品中民族性的贯穿如此之强，这是徐先生有别于其他艺术家很重要的一点，对现在从事美术工作的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
廖静文：悲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感情在里面。《巴人汲水》、《巴之贫妇》、《村歌》、《漓江春雨》等都是生活性很强的作品。另外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反映我们民族精神的。悲鸿画的奔马、雄狮已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化身。
《田横五百士》、《徯我后》、《愚公移山》等作品当时鼓舞了很多民族同胞。这些作品象无声的语言把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凝聚在了里面，把人们内心里面积压已久的情感全渲泻了出来。好的作品具有好的艺术语言，艺术技巧是最基本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生活、有感情。好的艺术品是不仅仅作为欣赏的，它是可以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的。
悲鸿还画了一部分自写，大多抒写了他对国难的担忧和对光明的憧憬。有一幅，他站在两棵巨大的松柏下，遥望远方，脚下是乱石、流水、幽兰。上面题着：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
刘晓林：谈到徐悲鸿先生的作品，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传统时，再顺便插一句，其实他本人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恩图报，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强烈。求学时，为了纪念两位帮助过自己的黄先生，曾经一度改名为“黄扶”（纪念黄震之、黄警顽两位先生）。
廖静文：悲鸿一生中，受到不少的帮助。尤其是年轻时，得到的帮助更多。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悲鸿来说，这一点他做得很好。为了营救好朋友田汉先生，他和宗白华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这样的事情，放在什么年代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刘晓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甚至整个中国美术史上，就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对美术史的推动等方面综合而言，如果推选一人的话，徐悲鸿先生绝对是不二人选。我个人觉得研究徐悲鸿先生，仅从艺术方面来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廖静文：有两点，悲鸿能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依靠个人力量到世界各国举办展览，进行国际交流，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悲鸿 在意大利米兰办展时，该展的纪录片在意大利全国放映，被誉为自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前苏联爱米塔博物馆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绘画的展室。《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的经过》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吾于展览会一切接洽，在内在外，绝对未用政府名义……”。二、自始至终，尽最大可能帮助了很多人，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尤其是为中国美术界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的进程。
刘晓林：在徐悲鸿先生纪念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表现了热爱祖国，他在解放以前即参加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人们在提到徐先生的巨大艺术成就时，对于他为国家做的一切也是不应忘记的。
廖静文：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筹款捐助流离失所的难民，也为了宣传抗战，悲鸿多次到国外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他就把卖的全部画款，捐给国家救济难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悲鸿作了国画《雄鸡》，上面题着“雄鸡一唱天下白”以此唤醒民众来拯救自己的国家。1945年，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并拒绝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画像。在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前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的各大院校南迁。悲鸿亲自主持校务会议，以校长的身份第一个发言，提出了决不迁校的主张。
刘晓林：1954年10月10日，徐悲鸿纪念馆开馆，馆址在您和徐悲鸿先生的住宅东城受禄街16号，后来又迁至新街口北大街。从建馆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如此漫长又是极其重要的。在半个多世纪里，徐悲鸿纪念馆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您作为纪念馆的负责人，为了纪念馆的更好发展，更好继承和保护祖国的传统文化做了很多工作。请您简要谈一下？
廖静文：悲鸿去世后，我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函电，对我表示亲切慰问。正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和鼓励，使我重新振作起来。我按照悲鸿嘱托把他留下的大量遗作和珍贵收藏全部交给国家。1953年12月，悲鸿的纪念会和遗作展同时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展览时，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1954年9月26日，在悲鸿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纪念馆建立了。周总理亲自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悲鸿生前由于工作繁忙，最后二十年没有回过家乡。1956年，我回到悲鸿的故乡宜兴，祭扫了悲鸿父母的坟墓，了却了悲鸿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文革期间，徐悲鸿纪念馆因修建地下管道而被拆除了。我又陷入茫茫痛苦中。在周总理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关怀下，1983年1月徐悲鸿纪念馆的新馆在新街口北大街又建成了。
悲鸿生前对我说过“每个人的一生都应当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做什么。唯一做的就是把悲鸿留下的作品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有的作品，尤其是油画，放的时间长了，作品表面的颜料会脱落。这样，我就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将它们修复好。有一些很大的作品，修复起来难度很大，费用也很高。
刘晓林：有报道说，您为了保护好作品，甚至到国外请专家来修复？
廖静文：悲鸿留下的作品，都是国家的财富。不能让这些作品，因为我的原因受到任何损坏。
采访进行2个多小时，廖静文先生因身体原因，断断续续、时说时写，完成相当不易。有很多问题来不及细谈。例如生活中幽默的徐悲鸿先生，廖静文先生书法上显为人知的艺术成就。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何需哀吾生之须庾，何需羡长江之无穷。永恒的艺坛巨匠徐悲鸿，永远值得尊敬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附文 不得不提的几件事：
一、童年的徐悲鸿，随父亲外出谋生。为了给靠卖茶水为生的妇女索回赔尝，被茶馆老板用一只茶杯打在他的头上。从此，他的头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二、为了替父亲医病，徐悲鸿卖掉了家中一切能变卖的东西。在应邀参加乡亲的婚礼时，母亲给他缝制了一件新绸衫。没想到，婚宴上被一老人的香烟燃着了绸衫。从此，他再未穿过绸衣。
三、在南京时，李济深先生听说徐悲鸿爱吃枇杷，便常派人送上。后来，徐悲鸿在《枇杷》上题“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
四、采访廖静文先生时，我在纸上写“您平时是不是每天都来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先生写“现在身体不好，每天早上吃完药，就来上班。住得比较远，经常晚到”。
五、在采访时，徐悲鸿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不时拿着单据请廖先生签字。只要是跟徐悲鸿纪念馆有关的事，她都十分清楚。 原创:转名流网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1895年（光绪年间二十一年 乙未）1岁
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qǐ）亭桥镇。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画。母亲鲁氏从事家务。徐悲鸿为家中长子，原名寿康。
1901年（光绪年间二十七年 辛丑）6岁
从父识文断句。
徐悲鸿1902年（光绪年间二十八年 壬寅）7岁
开始执笔学书，每日挥毫涂写，兴趣盎然。
1904年（光绪年间三十年 甲辰）9岁
已读完《诗》、《书》、《易》、《礼》和《左氏传》等书目。正式从父习画，每日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开始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
1905年（光绪年间三十一年 乙巳）10岁
帮父亲在不重要的画面上填彩敷色。岁末时，能够帮乡里人写春联。
1908年（光绪年间三十四年 戊申）13岁
随父辗转于邻近的乡村镇里，卖画为生。
1912年（民国年间元年 壬子）17岁
独自到上海卖画，并想借机学习西画，以提高自身的绘画水平。
1914年（民国年间三年 甲寅）19岁
父亲病故。为养家糊口，返回故乡并开始在彭城中学担任图画教员，同时在始齐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教习图画。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20岁
再次到上海。在黄警顽、黄震之的扶助下研习法、德文。结识画家周湘、高奇峰、高剑父等人。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21岁
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犹太人哈同的“哈同花园”创作仓颉像，获得高额报酬。结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在书画上深受康氏影响。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22岁
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回国后应蔡元培之邀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结识著名文人陈师曾。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23岁
争取到公派赴法留学的机会。与鲁迅会晤。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24岁
3月，携夫人蒋碧薇赴法留学。5月抵巴黎，入徐梁画院进修。后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接受正规的西画教育。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25岁
拜法国著名画家达仰为师。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26岁
离开巴黎，转至经济萧条的德国柏林，问学于画家康普。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27岁
从学于康普的同时，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常去动物园画各种动物，以提高写生能力。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28岁
返回法国巴黎继续学习。5月，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徐悲虹-雄狮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29岁
未接到北洋政府发放的学费，生活窘迫，胃病复发。绘画技法日臻成熟。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30岁
与游历法国的黄孟圭结伴，途经新加坡回国。田汉在上海举行“消寒会”，向文化界人士介绍和举荐徐氏及其作品。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31岁
春日，返回法国。夏季，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并在此临摹艺术大师约斯坦的《丰盛》，受益匪浅。自感这一年是创作最多的一年，其中不乏得意之作，如油画《箫声》、《睡》等。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32岁
先后游历了瑞士及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观赏到众多名家画作。5月，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展出其作品9件。秋，抵达上海，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33岁
1月，与田汉、欧阳予倩组织“南国社”。在上海成立南国艺术学院，担任绘画科主任。2月，应南京中央大学的聘请任艺术系教授。10月，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年底辞职。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34岁
专职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汇刊》上连续发表《惑》、《惑之不解》等文章，批判了欧洲美术界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提倡绘画的写实性、创新性。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35岁
完成油画《田横五百士》。夏，在江西南昌走访民间木雕艺人范振华。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36岁
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完成《九方皋》第七稿。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37岁
在参照南齐谢赫提出的中国画“六法”论的基础上，根据西洋绘画的艺术法则提出了在素描创作上应遵循的“七法”。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38岁
完成油画《徯我后》。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邀前往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39岁
游历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至德国柏林、前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宣传中国传统绘画。此次欧洲之行，在法、比、德、意、苏共举办展览7次，在各大博物馆、大学中成立四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这次中国近代绘画的欧洲巡礼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宣传了中国绘画艺术。8月，返回南京。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40岁
捐献作品及收藏，拟在广西桂林独秀峰下建一美术馆，由于全国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41岁
与汪亚尘、颜文梁等人组织画会“默社”。创作《逆风》、《沉吟》、《柳鹊》等画作。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42岁
在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在香港购得视为自己生命的宋人画《八十七神仙图》卷。10月，随中央大学内迁赴重庆。创作《巴人汲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43岁
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接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筹备赴印办展览。10月，携大批作品离开重庆。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44岁
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45岁
继续在印度逗留，与泰戈尔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加尔各答举行作品展。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46岁
由印度回国，途经槟城、怡保、吉隆坡等地，举办画展，并将几年来卖画所得近10万元美金全部捐出用于抗战救灾。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47岁
在云南保山、昆明举办画展。至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在重庆磐溪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48岁
继续主持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举办画展。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49岁
因长期过度疲劳，患严重的高血压及慢性肾炎，在中央医院治疗7个月，作品锐减。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50岁
与蒋碧微女士离婚。大病未愈，仍坚持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51岁
1月，与廖静文女士结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招纳吴作人、李桦、叶浅予、冯法祀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担任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52岁
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重要文章。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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