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栏杆拍遍”语出辛弃疾的《水龙吟》，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唏嘘独语，或以手拍栏杆。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所以，“栏杆拍遍”往往表示借拍打栏杆来发泄心中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作者认为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在词人把栏杆拍遍的振聋发聩的声响中，我们读出了辛弃疾真实的复杂的心情：不满、愤懑、焦虑、懊恼、无耐、等待、企盼……
这是一篇带有人物评传性质的散文，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而又命运多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形象，揭示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过程及原因。
文章的第一段是全文的总起，它告诉读者，全文要探索的是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以及这个过程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词、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惟一性和独特地位的。作者首先就把辛弃疾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抓住他的“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的特点，突出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将对辛弃疾的人生遭际的介绍与对他的诗词创作的评价交错起来来写的。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主要围绕他的以下几个经历：
一是他的行伍经历。这一段介绍充满了神奇色彩，他单人独马追杀偷印之贼，他跃马横刀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活脱脱一个血气方刚，骁勇善战的武夫。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有谁有这样的能耐？
二是他的为官经历。作者用数据作了这样的介绍：“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5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辛弃疾南归后不为朝廷喜欢的种种原因：
其一，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于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
其二，他工作特别认真，简直是个工作狂，于是招来许多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上也就对他时用时弃；
其三，他爱提意见，45年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不停地要求痛杀贼寇，收复失地，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辛弃疾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优点，是大大的优点，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却都成了令他们心烦的缺点，是不能容忍的缺点。于是他就只能痛拍栏杆，吟诗寄恨了。
三是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 “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的内痛，这里有悲壮的呼喊，有遗憾的叹息，也有无奈的自嘲。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穿插引用了他的八首词，这些词几乎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作者在引用这些词作时既没有一引了之，也没有详加赏析，而是结合人物的命运作了精当的点评。作者首先总评辛弃疾的由行伍经历到弃戎从笔的无奈：“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这里有“钢刀利剑”与“羊毫软笔”的对比，这里有“奔走沙场”与“笔走龙蛇”的对比，我们还透过“只剩下”、“泪洒”等词语真切感受到作者对诗人的同情和惋惜。
作者主要是从词作的内容和读者感受的角度来评说的，引《破阵子》时作者说“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引《水龙吟》时作者说“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引《菩萨蛮》时作者解说道“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引《永遇乐》时作者提醒读者辛弃疾在“自嘲自己的姓名”；引《摸鱼儿》时作者感慨道“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引《水调歌头》时又告诉我们辛弃疾在“咀嚼自己的寂寞”；引两首《丑奴儿》时看似在谈词的风格，仍然揭示了辛词“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的特点。寥寥数言，一语中的。
文章主体部分巧妙地把人物的自身命运、作品以及作者的阅读感受、评说融为一体，读来饶有兴味。
文章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小节，作者点明了以“把栏杆拍遍”为题的原因，回应了开头，揭示了辛弃疾从一个爱国志士而成为一个“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的爱国诗人成熟之由。
这一段的评说非常形象，什么“九蒸九晒”，什么“水煮油炸”，什么“千锤百炼”，辛弃疾在词作领域的成功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历史的“歪打正着”毁掉了一个赳赳武夫，却成就了一个千古词人。
这是一篇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物评传体散文，在写作上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联想丰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本文作者就是这样。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惹来诽谤，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再如，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种忧思的词作。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而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说辛弃疾是“词人”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是梁衡的独见了。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投入与积极。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姿肆张扬起来了…… ”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像“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三、善用对比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他在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第一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因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第三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第四处对比是将辛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
在集权的统治下，人是不能说话的，它规定了说话的方向——顺从统治者。同样都是伟大的人，苏格拉底与司马迁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走上了各自要走的路。一个以死来寻求哲学家的归宿来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一个则以残躯之身完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得到世人的敬仰和顶礼膜拜。
大汉帝国对匈奴反击作战，战事不利，汉武帝大怒，指责大将李陵降敌，大臣们唯有诺诺顺应汉武帝的指责，而司马迁想给汉武帝一个宽慰，说他的大将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实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是想借机迁入匈奴内部，谋求里应外合，报效汉朝。
这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宽慰。但汉武帝却不领情，污辱性的处罚了司马迁。我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当时的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不满的，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飞将军李广，而让外戚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让他深为不满，“他的不满在未央宫举行的会议上厚积薄发，导致他贬低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在我看来，司马迁在未央宫所说的话，其实潜藏着对汉武帝批判的锐利锋芒。”
司马迁与汉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阂，精神上的对立，不仅仅是皇帝官僚内部的一种矛盾，还是中国文明内部的一种矛盾，是民主与专政的两个元素在活动。中国文明内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皇权专制的元素却从秦始皇以后的历代皇帝反复扩充和增加，这使它稠密而强劲，并能凶猛的吞噬了中国春秋战国中孕育的些许民主的元素。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是死却能吧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再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们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司马迁在接受宫刑之前，曾经也有过犹豫，因为，他将成为和太监一样的人。在接受宫刑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荡。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鸟的叫声一样，悲哀而惨烈，久久不会散去。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过，苏格拉底选择了用死捍卫他的思想自由，他选择了让灵魂有个家。这让他成为当时最有魄力的人，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司马迁却选择生，虽然这样的选择让他感到耻辱，虽然有了《史记》，影响至今，但民主思想却也早的了阉割。
成都外国语学校的变态作业
50Q币我写了，绝对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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